左宗棠平疆发生在十九世纪，国际间，十九世纪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比的是谁的胳膊粗，谁的拳头硬。焦点之一是从大海时代就开始的殖民地争夺。16世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世纪，17世纪的荷英法加入竞争 ，18世纪，日耳曼语族的英国和罗曼语族的法国对决，英胜法败。法国大革命，英国称雄，俄国败拿破仑建功，也跻身欧洲大国行列。葡西荷英法主要争夺海外，俄国着眼于陆路东扩。到1581年（明万历九年），其领土已扩展到乌拉尔山以西、里海以北，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到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俄罗斯几乎将整个西伯利亚吞并，英法在争夺印度期间，俄罗斯又占领楚科奇半岛和勘察加半岛，到1800年（清嘉庆五年），俄罗斯势力在东北已达外兴安岭、中部达贝加尔湖以南与蒙古接壤，西北方向，从1598年开始，从图拉河畔的维尔霍图里耶（Верхоту́рье）开始，沿东南方向一直到哈萨克平原地带，建立一系的军事堡垒，作为扩张基地。清康熙年间，这些堡垒已达巴尔喀什湖以北和阿尔泰以西地区，俄国继续向南，越哈萨克原进入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态势明显（《Atlas Der Weltgeschite, Bechtermünz Verlag, 1997》）英法在北美和印度进行缠斗，北美方面，法国本来形势不错，”新法兰西“的领土从圣劳伦斯湾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墨西哥湾，包括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大湖区和路易斯安娜；印度方向，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晚64年，但到18世纪中期，法国在印度南部和东南部已建立许多据点，实力可观。但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丧失殆尽，英国取得绝对优势。因为这场战争范围广，参与国家多，影响深远，有时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Wolrd War Zero)。法国不甘心，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枪给钱给人，美国独立，法国起到关键作用，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法国大革命，英国同俄罗斯等国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最终击败拿破仑，此后，法国政局一直不稳，频繁革命，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达到高潮，随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国家才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实力已大不如前。从拿破仑倒台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罗斯扩张方向是向西南，拿“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开刀，主要目的有二：控制黑海，夺取黑海出海口，将俄罗斯的势力拓展到地中海和大西洋；鼓励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将这一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巴尔干地区最先起义的是塞尔维亚人（1804-1817)，希腊人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帮助下，通过八年的战争获得独立(1821-1829),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还在1828年进行战争，俄军攻入巴尔干半岛，势力深入多瑙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地区，但俄罗斯的攻势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后严重受挫，黑海非军事化，俄国被迫将比萨拉比业归还给摩尔多瓦并放弃对多瑙河流域各公国控制权。 黑海方向受阻，俄国的扩张转向东，这是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英国在印度战胜法国，但全面控制印度用了将近一个世纪，1857年春发生印度兵变，英国镇压后，于1858年正式将印度并入大英帝国，其势力直达中亚，这样便与正进军中亚的俄国发生利益冲突。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或为帝国边疆或豪强并立，但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枭雄辈出，常引发周边的剧烈振荡。由此西去可以据安那托利亚高原窥伺欧陆，东越天山和帕米尔可占天山南北进而威胁中原帝国，尤其向南，越兴都库什入旁遮普，占印度河平原，进而控制整个印度次大陆。上述情景在历史上均有发生。 大约在明代中期，在阿姆河锡尔河绿洲及费尔干纳盆地，逐渐形成主要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均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罗斯对中亚展开攻势力，到同治初年，打败上述三国，将其列为自己的附庸国，也曾试图进攻伊犁地区（1862年），中国的边疆危机初见端倪。道光三十年，天王金田起事，不到三年占领南京，1864年夏，天京陷落，天王死，他的事业延续13年，但余波甚巨，陈得才赖文光北上（1861-1863），陕甘震动，连累新疆，南路东四城：库车、阿克苏、焉耆、乌什，西四城(除英吉沙外）：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尽失（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20-24），金相印从浩罕迎张格尔子布素鲁克入疆，阿古柏随之，竟鹊巢鸠占，取南疆，占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与俄国英国甚至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联络以自固，俄国又趁机袭占伊犁，如果此时清政府再不出手，星星峡以西恐久为外域矣！于是就有了左季高抬关西征的壮举。“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巨坚为己任，至愚极陋亦不出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页３００）豪言已书之于青史，遥想收复之艰辛和坚忍，笔者亦不免为之动容，左公之高大形象总会长久驻于心间。
辛亥革命，内地政局不稳，边疆亦受影响。革命党人在迪化（乌鲁木齐）和伊犁举事，迪化失败，伊犁成功，旋与官方达成协议，经北京袁世凯批准，由杨增新任新疆都督，这是1912年的事。杨增新（1864-1928），云南蒙自人，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外放后先到甘肃后到新疆，在甘期间，曾任河州（今临夏）知州，兴农办学，政声颇佳，也培植了不少个人势力（如他死后继任的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杨增新在1912-1928年主政新疆凡16年，从现有的史料看，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但在他治下，新疆局势相对平稳乃是共识。除他个人能力外，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重要因素。 北洋政府上台后，军阀林立，战争频仍，包括直皖战争（1920）、两次直奉战争（1922/1924）、江浙战争（1924）和反奉战争（1925）。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反袁护国战争（1915-1916）及著名的北伐战争（1925-1926）。战事如此之多，北洋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新疆内部事务；又，十月革命以后，俄国（1922年“苏联”成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掌权，但旧势力仍不服输，各地叛乱多发，红军忙于镇压，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渗透力度减小，国内国际的这些变化有利于杨增新专注于新疆内部的治理。樊耀南（1879-1928），湖北公安人，早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推荐去日本留学，1904年入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1908年归国。他到新疆任职两次，第一次是1910年，曾任新疆审判厅厅长，第二次是1917年，樊耀南被大总统黎元洪赏识，经他授意，北洋政府任命樊耀南为阿克苏道尹，杨增新改派为迪化道尹，后官至军务厅长、外交署长。1928年7月7日，在迪化举办的俄文法政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杨增新遭枪杀，樊耀南、张纯熙等人经短暂审问后被虐杀，整个事件前后持续仅四个多小时。因1928年是民国十七年，事发七月七，所以，此事件又被称为“三七政变“。 樊耀南为什么要杀杨增新？1987年出版的《新疆简史》认为主要源自权斗，杨对樊不放心，又拉又打。拉：助其子在京上学费用；打：授予高职不给实权，不允许回内地。也有史料记载，杨在私人谈话中谈及樊，说是“养了一只虎”，而樊在家信中对杨之施政亦多有愤激之语云云。但上述说法仍不足以说明樊举的全部实况，樊临死前的口供不见，《新疆简史》仅引用《徐旭生西游日记》，即如资料权威宏富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也未见系统详实的证据，当时就有传言说是金树仁指使，也有说苏联人参与其谋，均无有力史料支撑，真相究竟为何可能要成为千古之迷了。“三七政变”的具体细节仍以徐的日记为详：“蓝衫人（服务员）入场取手枪向杨将军放，杨共中七枪，立时殒命，杜旅长亦死，阎厅长受伤...（杨增新）的副官长奔入室中，见杨将军受伤，想上去背他出出，受伤亦死。”曾做过新疆民政厅长的邓翔海著有《闲话新疆》一文，所记亦有宝贵之补充：“杨正与人拇战（划拳），张纯熙忽持酒瓶捺在桌上，硼然有声，众皆惊骇。樊急问张曰‘酒菜都预备好否？’对曰‘预备好了’。于是攀杯与苏联领事对碰，作为动手之暗号，飞弹遂机穿珠而至。杨氏身中要害，犹怒目厉声曰‘干么’，遂中七弹仆，同席诸人夺门而出。樊临出门校门时，犹对杨胸口飨以两弹，遂气绝。”关于中弹枪数，徐记七枪，邓记九枪。盖二者听他人描述，所言有别，遂记录有所不同。杨增新身死之时，继任的金树仁能力有限，哈密改土归流失当、“小堡事件”乱起，引马仲英两次入新，加之金的部下做乱，金树仁下台，盛世才上台。盛世才（1892-1970），辽宁开原盛家屯人，与樊耀南的履历有相似之处，都是留日派，樊出自早稻田大学，盛就学于陆军大学，均为日本名校，陆大声望尤著。据盛世才同乡朗道衡记述，当时入陆大除盛世才外，还有杨杰和王树常，即中国学生仅三人（《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页164）。实际上，这是盛第二次赴日留学，第一次是在1917年，入日本明治大学，五四运动后返国，入李根源于广东韶关军校，算是弃文从武，毕业后到奉军郭松龄部任职，郭赏识盛，嫁自己的干女儿予盛，又送二人赴日留学，盛这次进入陆大学习。1925年，郭反奉被杀，盛世才在日学费无着，赖蒋介石等人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返国后，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30年秋前往新疆。同樊耀南一样，盛到疆后，颇受金树仁等人的猜忌，直到马仲英入疆后才有机会带兵，在乱局中占得先着，成为自杨增新后的第三位在新疆实际主政之人。盛世才1944年离任， 辗转去往台湾，算是全身而退，个人结局较樊耀南为佳，但因主政期间手段残忍，仇家过多，1949年5月，兰州发生凶案，其岳父一家被杀，家族结局远非圆满。高官厚禄，众人之所欲，然诈智斗心，福祸旦夕，君子明道，可不慎欤？！
清道光帝在位三十年，最令他头疼的就是鸦片战争。如果从1840年6月懿律率军到达广东洋面开始，直到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持续约两年，如果从林则徐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开算，时长约三年。可对于道光帝来说，这个时长将近二十年。他开始了解此事至少要上溯到道光九年（1829），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在奏折中即提到严查英商携带鸦片进口一事（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页3），他结束对此事的处理要到1847年1月9日的上谕，答复浙江巡抚梁宝常，说英军从舟山撤走（1846年）并不是地方官员的功劳，拒绝给予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六，页3055）。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1836年，道光帝下旨，要求高级官员就朝廷的鸦片政策发表意见，严禁派约26人，弛禁派不到5人，严禁派占绝对多数，道光帝站在严禁派一边。1838年，林则徐54岁，“11月18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卷上，页295），1839年3月10日，林到广州，八天后，命令在粤外商缴烟，6月3-13日，虎门销烟。道光帝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1840年夏，义律和懿律带兵北上天津投书，琦善接待，随后，道光帝对林态度大变，：”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一，页393）；9月17日上谕，派琦善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事件。琦善的抚夷之策也不奏效，还擅许香港给英国人，被广东巡抚怡良“告发”，道光帝大怒，圣旨用词之严厉少见。”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叶名琛档案册一，页33，抄件），再派奕山、杨芳到广州再战，败，再派耆英、伊里布出马，仅以白门之约收场。林则徐在遭贬后到入疆前的经历相当曲折，旨意多次变更。1840年9月28日，琦善署理两广总督，1841年4月，“赏林则徐四品卿衔驰赴浙军营”（《道光朝东华录》卷四三）。到浙江不久，上谕，林则徐遣戍新疆（新疆正式建省于1884年），8月19日，又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效力赎罪。9月30日，林到开封；1842年春，皇帝仍坚持将林发配伊犁。林则徐经洛阳、华阴（游华山）到西安，停留三个月，8月11日从西安出发前往伊犁，12月10日到达伊犁惠远城，用时四个月（《南京条约》在于8月29日签订），途经乾州、泾州、平凉白水驿、兰州、古浪、凉州（武威）、永昌水泉驿、山丹县、张掖、高台、肃州、嘉峪关、玉门、哈密、奇台、阜康、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赛里木湖、果子沟，一路风尘，从上述地名之多之广即可见一斑。1845年12月2日，道光帝重新启用林则徐，任命他为署理陕甘总督。林于12月9日从哈密启程，12月20日在玉门接到圣旨，命他不必来京，直接赴任即可，这时距他到达伊犁已有三年有余了（上述日期均为公历）。其实与林则徐同被发往新疆的还有他的搭档、也曾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是南京人，嘉庆六年进士，来粤前曾任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史和安徽巡抚，1835年8月，调任两广总督。1836年关于鸦片政策的大讨论中，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上奏，赞同许乃济的弛禁看法，并共同拟定了九条具体措施，大意是对鸦片买卖课税、不许私售、海船运销鸦片发给执照、不许官员士子兵丁吸食鸦片（《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一，页5-10)。 《清史列传》记邓廷侦，不见上述内容，但林到粤后，表示朝廷决定禁烟之决心，他极力配合，销烟之举，有他的努力在内。邓廷桢先调云贵总督，再任闽浙总督，1841年春，防堵不力，朝廷降罪，“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思之殊堪痛恨！著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为废驰营务者戒“（《清史列传》卷三十八），其实这道上谕也包括对林则徐的处罚，1841年6月28日上谕：“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二，页1055-1056）。邓廷桢先到伊犁，林则徐快到时，他书信告知已为林的生活做了相应的布置。邓也先被重新启用，后任陕西巡抚。伊宁市有林则徐纪念馆，早年访友顺便前往参观，林文忠公虽艰辛备尝仍精神不堕，笔者深表敬佩。
乌鲁木齐有条渠，叫和平渠，我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说我早年曾在渠边生活了近十年，陌生是说仅知道从铁路局到三宫这一小段，紧挨太原路，大约三公里，而网上说，该渠总长46公里。我那个时候，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放水断水的时间记不情了，但夏天总会有水，且水流速度快，小朋友总想下水嬉戏，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不像现在，渠的两边没有加装护栏，在渠边玩耍如不小心会掉进水里，加之渠底和两侧长有不少青苔，湿滑，站不稳，在水中跌倒，顺水而下，小命就难保了。尽管家长千叮咛万嘱咐，淹死几个小孩儿这样的事总有听闻。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一旦落水，如果能撑一会，飘到三宫一带的换水池，水速放慢，就可能活着上岸。对我来说，这渠也有它的好，这里是“毁灭证据”的好地方，比如我写了几天日记，感觉不太好，又不想被大人发现，就把笔记本里写日记的几页撕下来，傍晚时分来到渠边，把日记再撕几次扔到水里去。无聊的时候，在渠边听听哗啦哗啦的渠水声也觉得有意思；冬天渠里没有水，大雪将整个渠道盖住，穿上棉袄，戴上棉帽，脚蹬棉鞋，直接在渠底的积雪上走起来，咯吱咯吱的。四周夜色，路灯映衬，冷风阵阵，拍打脸颊，幸有繁星点点，月色罩影，诗意暖心。乌鲁木齐有座桥，叫二道桥，位于天山区，桥早已被拆，那一带逐渐形成繁华的商贸区，特色之一是经销少数民族商品，国际大巴扎就位于这一区域。二道桥一带在我小的时候就很热闹，我们住在新市区，活动的范围大约南起红山，北到飞机场，二道桥那边并不是经常去的，一是没钱，二是路远，但是父母总有带我们去的时候。那里真“香”啊，羊肉香、孜然香、用于烤肉的烧碳“香”，真是“十三香”。 来到二道桥主要是吃烤羊肉串儿，即使单串儿价格不高，父母也不会多买，一次买五串，我和哥哥分着吃。我觉得孜然是烤羊肉串儿的灵魂，维吾尔小伙将几串儿并在一起，娴熟地在火上翻烤，等撒上孜然那一刻，入鼻的香味才算正宗和完整。上中学的时候，也和同学们一起去二道桥，买好肉串儿，就在路边吃起来，嘴边沾着油腥和孜然辣椒渣儿，却一点儿也不在意，还有说有笑的，青春年少，好不快活。乌鲁木齐有座山，叫红山。山不在高，有塔则灵。红山不高，不到千米。山上有塔，有灵与否，不得而知，然眷恋故乡之情感则与之相系。那是春游的好去处，老师在课堂上一通知，兴奋和激动就灌满教室。出发前装点干粮，素衫素裤加小球鞋，那也要穿戴整齐，有几个同学还特意带上太阳镜。校车？专车？都没有，只有公交车。大家上车后就开始叽叽喳喳，到站后，老师大着嗓门儿喊我们下车，临了还特意再向车内扫几眼，看看有没有忘记下车的同学。这是位女老师，年纪并不大，和我们住在一个区，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但春游的路上她对我们照顾有加，生怕出点什么事情不好向我们的父母交待。红山山顶有些陡，经常到听到老师招呼同学们小心脚下，不要摔下去。天气很好，我们照了许多相片，这些相片到现在我还留着，偶尔看一下，开心。乌鲁木齐有一群人，叫口里人，泛指从新疆以外其它省份迁入的居民，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小煤矿上，就已经有不少口里人了，我家就是口里人，邻居是浙江人，父母的同事中还有河南、山东、四川、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口里人。早就听说美国有“大熔炉”（melting pot)之称，言其人口由多国多民族多语言等不同背景之移民构成，如此说来，新疆也算一个大熔炉的，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讲着不同的方言，带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在生活观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有好处，在日常相处中，相互观察和学习，引发好奇、思考和模仿，时间久了，好像身上自带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我们都喜欢四川人。为啥？他们做得饭好吃啊！中午放学，回到家已是饥肠辘辘了，各家也开始做饭，最香的还是要从四川同学家里飘出来的；四川人乐观，什么难事苦事用识别度很高的四川话说出来，就天边飘来六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了。上海同学精明又聪明，鬼点子多，我们这些北方孩子是“斗”不过的，穿着也洋气，很有海派的“腔调”，学习乐器也快，拿起吉它拨一曲，引发我们的羡慕。浙江人善于模仿且有生意头脑，比如西北常见的小吃凉皮儿，要好的浙江同学的妈妈先学会怎么做，然后拿出去卖。高中那会儿，我常去他家串门儿，一进屋就闻到浓重的面筋和各种调味料的味道，他的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他的父亲也经常在旁边帮忙。那时工资不高，但凡有点手艺可以卖钱，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进项。新疆食香馕，岭南嚼荔枝。相隔万余里，大雁寄乡思。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再次回到故乡。听说有的退休大叔，为打发时间，手握免费公交卡，随意上得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再坐回来，看看人群，望望街景，大半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也这样来一回吧，机场上车，一直坐到三甬碑。迎宾路还是这么挤，北京路上的车更多了，小时候常见的老解放再也看不到了。这是八楼，当时是乌鲁木齐最高的楼，现在改叫昆仑宾馆了。二道桥站到了，除了普通话，还加上维吾尔语播报，新疆就是这个味儿。烤羊肉的香气钻进鼻孔，这味儿倒是没变，但和同学聚会时，发现烤的花样变多了，什么架子肉、馕坑肉、黄面烤肉、红柳烤肉，闻起来很香，但已经吃不动了，只能望肉兴叹。终点下车，打车回家，路过和平渠，渠里没水，护栏很长，车水马龙，我不好靠近，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此话说得有些过，但强调老师对个人成长的作用则形象且实质。韩昌黎名言：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言传授专业知识乃师之第一要务，老师的业务能力要强，肚子里要有干货；解惑者，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所以，要想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学得实在的专门知识，为将来谋身立业得一坚实之技能，非名师之助不可得也。然名师岂可易得？或束脩奇高，或难以靠近，或不知有此名师，或当面为名师所拒，入名师之门可谓难矣哉！名师在何处？古代，在朝在野，在山间在江畔，在富邑在僻壤；现代，均聚于名校矣！如不入名校，遇名师的机会锐减，学习的道路注定艰辛，小学中学大学均是。我曾入小学中学大学，大学是名校，小学中学不是，小学在煤矿上，老师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业务素质低，自然学不到什么，但那时课业少，玩耍多，过得也算快乐。中学转到市里的企业子弟学校，当然也不是名校。初中三年溜溜达达地过去，学习实况在记忆里留存很少。但高中三年，如有神启，学习进步飞快，思维活跃，精力充沛，高考一战，“射门”成功，除自身努力，实在离不开不是名师的老师们的帮助。高中老师以知青为主体，有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天津知青、江苏知青、湖南知青、陕西知青，他们有的已婚，有的离婚，有的一直单身，学校后面盖了一座楼，部分老师住在里面，但更多的老师和我们一样住在平房，拥挤混乱，各种不便。但一到课堂，他们便穿着整齐，娓娓道来，师范儿立显，吾辈敬畏。比如陕西知青的讲几何，板书秀气、专业，对照图形，边比划边讲解，还时不时向台下看着我们，说这样这样，对吧。我们听得入神，像唱山歌一样地附和：恩恩，哦哦。有的同学突然说：那老师为什么那样那样呢？老师飞快地回答：因为这样这样啊。大家继续恩恩哦哦，一节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北京知青讲历史。他来疆多年，婚姻情况不明，总见他单出单入的，有点神秘。他最大的特色是像王家卫导演一样，在公共场合总戴一副大墨镜，上课时也戴。上课的时候，京腔京韵，“今天我们讲太平天国，大家把课本打开。”他的气势挺足，但课讲得好像比较空洞，不如数学老师讲得实在。湖南知青讲英语。他就苦了，高中毕业后来疆，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那个年代这是件可怕的事情，少钱少吃少穿不说，还要和其他右派集中居住，接受监督，行动上是不大自由的。他自学英语，改开后进入到我所在的学校教高中英语。他的语法知识扎实，阅读量大，英语书法漂亮，更为难可贵的是他的发音接近Queen’s English，来自湖南，乡音浓重，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他见我可教，但开起“小灶”，给我大量题做。“小镇做题家”？不确，“边疆做题家”？差不多。一大本介词练习要做到吐，眼泪是没少掉的。“课文最好背下来啊”，他说。我说好。背一篇跑去他那检查，再背一篇再去，如此往复。新疆的冬天好冷啊，早上六点爬起来，迎着漫天的雪花，沿着路灯未熄的道路跑上一圈，回家，坐下，背诵，做题，晚上再去见老师检查，效果不错。也有不是知青的老师，他们业务能力好像较弱。比如政治老师，不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讲课好像讲不明白，这是许多同学的印象。快要高考了，为了提高大家的成绩，学校从外面请来一位政治老师给大家补课，他讲辩证法，时值盛夏，他讲得大汗淋漓，不时用手帕擦拭额头，我看他有些紧张，虽滔滔不绝，但我听得云山雾浇的，也许是人家讲得好，我的理解水平不行呢？反正我当时就想：他肯定不是知青！到底他是不是，我就不晓得了。我们高中老师们对学生友善，课堂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很少有激烈冲突。当然，他们在课堂上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比如某个学生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老师气不过，就会在课堂上把这位同学当众批评一次；可能老师在生活中也有烦心事，有时候带着情绪来上课，学生遇有小错便大发雷霆，一位少数民族同学，高考后考入北京的艺术名校，有一次上英语课，他迟到了几分钟，英语老师忽然大怒，高声对他训斥了几分钟，我们从未见老师这样发火，全班鸦雀无声，等他火气散尽才开始正式上课。到了大学阶段，学习的模式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里更多地讲求自主学习，老师只是启发和点拨。老师上完课，你是很少可以见到他们的。高中时代的那种除吃饭睡觉以外，和老师朝夕相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这些高中老师们。某年回乡，当年的学校已变换名称，各类设施也气派好多，加了门卫，像过去一样随便出入是不可以的。通过栅栏看进去，当年的教学楼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班是在四楼吧？紧挨学校后面的那栋老师楼也在，但已被更多的楼房包围，英语老师的夫人已携女回沪，老师本人已不在人世，物是人非，不胜唏嘘。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可也学到了勤奋的精神。平民子弟，不堕人世，不转死沟壑，惟学一途吗？借西语修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吧。勤奋有其短，有些学问如理工科，需深思原理，需抽象综合，需实验释疑，但只要是学习，勤奋总在学习要求的规范之内。高中老师施惠有限，但他们助我入于大学之门，助我养成一点勤奋之精神于今，仅凭二者，我仍要永久感谢他们的。
这是大学的一位室友提出的问题。他来自东部省份。这样问，大概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新疆是牧区，牧区会有许多马，来自牧区的同学可能会骑着马儿去上学。新疆是故乡不假，可在那里生活的二十年来，我连一次马也没有骑过的。从小到大，活动的范围只是城市一个行政区里的一小部分。关于小时候的经历，我可以挑选几件重要的事情来讲述，它们对自己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发生的原由和结果也许与时代紧密相连，我的讲述便体现了个体性和时代性，这便引出微历史（Microhistory)概念，它起源于上世纪七十代年的意大利，通过分析人类活动微小片断比如个人的经历来揭示特定时期的历史进程和特征。意大利人好像特别会从生活细节挖出新意。电影导演费里尼（1920-1993）的作品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将观众带入剧情，与里面的小人物共同情，看后便理解二战之后，意大利的老百姓过得有多难。他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大路》（La Strada)、《卡比利亚之夜》（The nights of Cabiria）虽然都是黑白片，但拍摄视角有震撼力，以至于研究微历史的专家们也常拿费导的作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微历史的力量在于它为历史补充鲜活、生动的细节，比如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于1982年在内地上映，真的是风靡一时。我们虽远在新疆，单位的电影院也是多次放映，我看了多少次记不清了，但在课间时，常模仿电影中的武术招式与同学打闹，一边打，一边在口中还要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发出“嗨嗨”的吼声；多年以后，一位湖南朋友告诉我，他当时也是迷得不行，离家，往少林寺走了一趟！从时代特证上讲，这两个小小的事例可以得出两个启示，一方面是武打片首次进入内地，获得巨大成功，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重要时刻；另一方面，过去的文艺生活单调，艺术上，人们处于“饥渴”状态，对新颖的艺术作品有迫切的需求，如果写新中国历史，在文化专章里便可以用“微历史”事例为宏观历史进行注解。微历史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它的个体、单一、小众，对社会的影响像它的概念名称一样“微”小，如果由个人参与的口述历史也属于微历史的话，其可靠性常常受到主观性的影响，曲解、隐瞒、片面和记忆偏差都成为潜在的不利因素，这可能是严肃的历史论文和著作很少用口述历史作为证据的一个原因吧。以人为中心的微历史寄托着个人的情感和对环境的认知，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写我的微历史，首先进入心头的是生活环境。童年是在一个小煤矿度过，那里的地形是两山夹一沟，房子建在一侧的缓坡上，对面的山坡是出煤的地方。山上光秃秃的，除了石头间的点点杂草，不见任何绿植，那叫一个荒。奇怪的是，现在想起来，悲伤的记忆极少，愉快的片断却时常涌来：大雪纷飞，早上一拉门，雪把门都堵上了；望雪的世界，有点感觉，写一篇幼稚的作文，意外得到老师表扬；临近黄昏，看对面的山，“不知道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罗大佑算是给少年的心中播下了幻想的种子，再逐渐诱发对文学、历史和音乐的爱好；景观上，直到现在更喜欢那些空旷荒凉的地方，如果再加上像博格达峰那样的壮美就更好了。环境对人的成长有绝大影响，它给人注入鲜明的特质，其内在变化是异常复杂的，比如荒凉的环境激发我的幻想，可以经常以诗意或超然的精神看待生活，而生活的大江大河边、满眼绿色的环境中又能激发何种特质呢？不管环境作用于人的结果如何，这种作用强大的而且是长久持续的，它是性格形成的重要变量。当然，还有家庭。在中国“修齐治平”的文化中，家庭被拔到很高的位置，甚至与国家并列，家国情怀，是之谓也。“家”的概念对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如此重要，它在我们性格形成中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结合新疆的家乡背景，这是下次要表达的主题。
儒家重视家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君子成事，必先理家。《颜氏家训》《孔子家语》《朱子家训》，条条规规列明白；《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梁启超家书》，治家模范摆出来。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关于中国古代家庭内部实际生活情形的专著极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家庭史》（五册）做出有益尝试，但出书已是2007年了。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要素展开专项研究，比如《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黄家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商务印书馆，1928）。可即便是这样的专著也是不多见的，针对“原生家庭”这样的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就更少学术研究了。“原生家庭”这个词汇流行起来不知起于何时。 情感博主接听粉丝连麦，常常听到该粉丝以“我来自原生家庭”开头。听到的样本不多，原生家庭似乎多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及其对子女成长的影响。矛盾形成于子女青少年时期，表现形式不一，比如父母重男轻女，女孩子常常感到被遗弃；比如父母一方强势，子女长大后的性格或者懦弱或者叛逆；比如对子女的身体上的伤害，给子女的心理留下创伤。原生家庭的内涵多为负面，但社会开始提及或讨论这一主题却是好事，因为它所涉及的家庭矛盾及其影响一直存在却又不提，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形成机制和危害，现在开始谈论，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此过程总会触及一些已为人父为人母的受众，引发他们的思考，引导他们逐渐改善，从而令他们的女子受益。如果从强势父母对子女性格造成不利影响这个角度看，我也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一员。上世纪六十代年，父亲退伍，成婚，再和其他战友一道，乘火车前往新疆”支边“，先做矿工再做建筑工，都是苦活儿，妈妈或者去副业队种菜，或者在家带孩子，吃穿住都不行，生活算是艰苦的。父亲强势，母亲弱势，这是相对于家庭关系而言；父亲坚强，母亲温和，这是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父亲做矿工，又累又危险。矿井离家不远，有一次，妈妈做好面条装在小锅里，让我给送去。到了煤矿，正好碰上工人下工时间，矿工们坐着小翻斗车，沿着直通井下的滑轨缓缓驶上地面，他们穿着一致，矿工服，头带安全帽，帽子上还装有一个照明灯，我在矿工中穿梭找寻，忽然有一直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一转头，看到是爸爸，脸上黑黢黢的，一笑，露出白白牙齿，后面的事就想不起来了，但那笑容倒是现在还记得，有些甜；妈妈曾在副业队工作，很少看到她和别的大人吵架，搬过几次家，她和邻居的关系总是和睦的，很少闹别扭。这是门外的情形。可关起门来的记忆就有一些苦涩了。父亲很少喝酒，抽烟也不多，但脾气暴躁，情绪不太稳定，有点喜怒无常。心烦时遇到我们哥仨调皮就会动手，哥哥被打最多，我次之，到了老三，父亲也打不动了。如何避免挨打是我小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用脑很多，主要手段是嫁祸于兄和撒谎过关，成功的次数不少，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把半截抽剩的烟头儿放在收音机旁边，我手欠，趁他不在，拿过来掰开，把烟丝放在嘴里咀嚼，味道不错啊！父亲回来，不见烟头，顿时火冒三丈，问是不是我拿了，我当然不承认，说是哥哥干的，但父亲仍然认为是我做的，见我不说实话，拿来菜刀，用刀背放在我的耳垂后，大声说，再不说实话，小心你的耳朵，边说边在我的耳垂上划，我哪见过这阵势，立马投降，和盘托出，最终以领受一顿胖揍而结束。还是妈妈好啊，当时我就这样想。有一个景象现在还记得，每次发工次，妈妈特别重视，先是关好门，再把窗帘拉上，防止外边的人看到（其实哪有人看呢）。然后把工资拿出来数，工资最高面额是十元，以五元为主，再搭上1元和毛票若干。她边数边轻声地说出来，一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这样的场合我总是她身边的，那时我已知道钱可以用来买糖了，所以趁她数钱的时候，常常小声请求：给我几块吧。还不错，妈妈数着数着，便扔给我五块“巨款”！常见父亲和外面的人有说有笑，奇怪的是一回到家，表情如泥塑般严肃，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便不敢靠近，要他陪伴是没有的，和他开玩笑更是不敢。我和哥哥学习不错，他也很少鼓励和表扬，但是学习不好或做错什么事，严厉指责甚至挨打倒是常有的事。妈妈温和但软弱，明知父亲说的不对，做的不妥，要么不制止，要么制止无效，听之任之。现在想起来，物质匮乏，缺吃少穿在少年时期的负面记忆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父亲在家的言行给自己造成一种认知：哦，原来这个世界充满危险，我要尽全力规避危险，“避免挨打”。有贵人相助，他不怀好意吧；有姑娘表露真情，她怎么可能喜欢我？有朋友热情相邀，啥意思？想占我便宜是吧？怀疑占据了大半个心房，倒是帮助自己渡过了许多危险，可也错过了多少友善、温情和机遇啊。少年同学，家境类似的颇多。多年以后，一位同学回忆，他的爸妈连打带吵，妈妈抱着这位同学边哭边数落，爸爸急了，大声说：和平渠（乌鲁木齐一条渠）没有盖子，你咋不去死！其言何其毒也，但奇怪的是，我的这位同学的性格基本没有受到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同出一系，为人迥异；何以至此，苦思无解，但总是要为同学庆幸。再往远的说，身在北京的马未都王朔同出军人之家，有大院子弟之称谓，马在电视节目上说大院里打骂子女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还绘声绘色地讲述细节，马是否受影响不晓，但王与母亲不睦倒是广为人知，早年，二人为此同上央视对谈即为力证之一。特定的年代和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定矛盾似乎是跨地域跨阶层的。这样看来，我并不孤单。主席有诗：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父亲不是军阀，也没有能力“撒向人间”，但给我留下些“怨”和恨倒是实情，多年以后，见到当年长辈，说你别再怨你爸了，他也不容易，当年啊......从理智上说，长辈说得确实在理，可从情感上又难以过得去。年久日深，“基本”释怀的一刻终于到来，可老人家已长眠于博格达峰之下了。抚今追昔，诸多负面情绪中，怨恨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本来过得好好，恨意常涌起，怨情止不息，二者交织，打断正常思绪，阻碍与外界的交往，无暇顾及那些对于学习家庭和事业更为重要事情，珍贵的机遇一次次地溜走了，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健康也是不利。电影《基督山伯爵》（1958年版，上译）对我的影响大，虽然把原著改得稀里哗啦，但剧情仍然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台词时时透着人生的智慧，对孙道临的配音也很熟悉，甚至可以大段背诵和演绎 。埃得蒙历尽艰辛，打掉所有那些陷自己于囹圄的仇人，面对当年恋人的苦苦哀求，仍然挂帆远行。仇人都死了，可他心中的恨真的也消失了吗？他的怨也无影无踪了吗？他真的就快乐了吗？根据笔者自己的体会，来自家庭的怨恨像种子，一旦种入心田，便很难消失，可以控制它的生长速度，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它，甚至可以试着铲除它，可它总在那里，所以我在上面的释怀前加了基本二字，还打上了引号，言释怀程度之不确定。我能做的只是转变一下思路，变换一个角度，把怨恨变淡变小罢了，也许在这人世间，真有那大度之人，有源自家庭的怨恨，一旦成人，离家，工作，进入社会，便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对自己的人生一点也没有影响，对这样的人，我表示深深的敬意。行文至此，刚过正午，当然要放下怨恨，追思逝去的双亲，怀想他们的恩惠，默祝他们在天堂永生。
某年得闲，携子远游，一路北上，先入三湘。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青少年时期少不了阅读领袖伟业和先烈壮行的，而英雄之气，湖南尤盛。上得井岗，过茅坪茨坪八角楼，又专程到黄竹岭探访贺子珍故居。山路崎岖，贺宅还在山路之下的山坳里，交通极不方便，可见其少年时期生活环境之闭塞；下得井岗，又到宁乡少奇同志故居、乌石镇彭总墓，体会主席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份量。后又得闲，与妻远游。一路北上，转去江西。到赣州、瑞金、兴国等地参观，在瑞金主席的故居小坐，看着窗外，遥想主席当年；又专程去高兴圩看了邱会作墓，子女孝顺，墓地上搭盖玻璃顶棚。也多次阅读《徐向前元帅回忆录》，有感于其经历之悲壮，有空也尝试到访他生活和战斗的地方，西路军流血的河西走廊，大学时乘火车多次经过；两次入晋，饮汾河的水，观五台的山，只有万源和漫川关战场尚未到达，只能看以后的机缘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兴起源来有自，它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继续，是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劣政斗争的延续，摈弃改良，采取激进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中国人民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从社会变革意义上讲，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清政府强力镇压，但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辛亥革命意外成功，孙中山南京就职，因过于退让，果子由袁氏摘得，如袁不速死，以北洋军之实力及欧美力助，继续革命成功与否实难预料。袁死悍将立，英杰如蒋中正亦不能尽服之，只有主席出山，剪除枭雄，大政归一，才了国家百年之困局。纵观史绩，社会上若发生一种变革，总是先由数人发起，奔走呼号，扩大影响，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响应，再配以特别的形势而曲折发展，或成或败，多赖天地人三者之间复杂之因果互动。当初发起的关键人物的背景、行状、思想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均应纳入史家严肃之考察范围，康梁是维新运动的要角，当然是此类研究的核心。康氏长于经，梁氏精于史。笔者无才论经，有力论史，又颇留意与任公相关论述，于是本篇舍康言梁，算是对往年的相关阅读做一小结。笔者搜集了梁任公相关传记数种如下：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华夏出版社，2018。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齐全：《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解玺璋：《梁启超传》（上、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5。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李国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吴其昌：《梁启超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著述辛苦，又获出版，实属不易。但各传记存在几个共同的问题（解著除外）。从总体结构上，均以编年为体，以梁的生活阅历为主线，夹叙夹议。梁的思想和阅历极其复杂，将二者同述，将对作者之能力构成大考验。从便利性上讲，似应将他的言和他的行分述之，可令读者得传主更为真切的印象；又，各传行文间，要么是引文过多，要么是长篇演绎，阅读起来相当累人，却久久不得作者所言主旨；书后又大都不列书目索引，不知作者所论之源泉，有亏于著作的学术权威性。1929年1月19日，梁任公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他生前洋洋洒洒，行文千万言，其好友林治钧（前北大教授林庚之父）将其文字编排成集，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凡40册，149卷，1400万字，1941年重印一次。1989年3月，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后出版新版《饮冰室合集》，体量缩为12册，直到2011年，已重印6次，可见市场之持续需求，笔者所购即2011年版。汤志钧父子接力三十多年，致力于编辑《梁启超全集》，终于在2018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集》二十巨册，增加不少新发现的资料，书后有索引，便于翻检，还对旧版《合集》勘误，质量已超《合集》了。汤先生于2023年12月23以百岁高龄离世，《新京报书评周刊》发有悼念文章， 从中可见《全集》成书的曲折历程。梁任公文笔优美，笔者爱之。笔者受白话文教育，对文言文曾畏之如虎。《古文观止》早已买得，但读起放下，读了再忘，常常是意兴阑珊。但读过《变法通议》后，引发了读文言文的兴趣。《变法通议》作于变法前后，是梁的成名作，文妙之处在于将严肃的论点与文言文韵律相结合，读之，享受文字之美，又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论证，读后意犹未尽，再读之，再体会，如此反复，作者之才华和观点即常驻于心。梁任公写史宏阔精深，笔者慕之。历史学是梁学术的根基，他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阅读极其广泛和深厚，可贵的是他的眼光独到，常常能从史籍中发前人未覆。于笔者大有启发之部分内容包括：金石史料之运用、以佛经文体辨别伪书、玄奘出发时间（考证方法）、历代民德升降、 淝水之战图说、汉击匈奴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袁崇焕传》、《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之大事记”）、关于先秦诸子之论述、《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学与做人》（1922年在苏州的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笔者特别看重他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于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的讲演，同周传儒、姚名达和吴其昌记录。中国史籍浩繁，作伪历史也长，贻害后学匪浅，清代一些学者如崔述、姚际恒等着力专门的研究，梁结合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读之相当有趣，也帮助笔者建立谨慎阅史之习惯。变法失败，梁氏东渡，奔波域外凡十四年，为传播主张，更为谋生计，忙于办报笔战，少有时间专注于学术本身，1919年自巴黎回国后直到去世这十年间，才稍稍固定心思于专门之著述，其学术之力作多成于这个时期，他在南开和清华的讲义被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种，优缺点都很明显，优于系统性阐述历史科学，这是过去传统史学中少有的；缺点上，因根据口语成书，不像正式写作那样严谨，杂乱跳跃的行文仍有碍于对主旨的理解；《清代学术概论》是为蒋方震（即蒋百里，蒋英之父、钱学森岳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序言，属学术史范畴，最见梁氏读书功力。如黄梨洲之《明儒学案》、江子屏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凡注学术史，必具读书多、见识著、擅总结之三项本领，笔者于清代学术本不甚至了了，看到考据著作总是昏昏欲睡，但读完梁著，竟对此生出些许兴趣，至少可以告别过去之观点，不敢妄以乾嘉诸儒为愚了。梁任公履历极其复杂，且与中国近代历史关系密切，这方面的研究份量不应低于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梁的重要经历大体可分为变法、在日和倒袁三项。变法和倒袁国内著述不少，但关于倒袁，侧重蔡锷（松坡）之贡献，于梁着墨稍弱。须知蔡本人之思想实受梁任公之影响，1897年，梁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第一期学员招收40人，其中就有浏阳唐才常和邵阳蔡锷。唐才常自立军于1900年夏起事失败被杀，蔡松坡在变法失败后辗转前往日本与老师重聚，又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幸免于难，遂转回日本，入成城和士官学校，学成回国，入军界，逐渐升迁，官至云南军都督。袁氏称帝前夕，梁氏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反对，蔡在离京南下之前到天津与梁商议细节（谢本书：《蔡锷大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页180。）。袁称帝后，梁任公亲自南下两广，与李根源等人筹划反袁；1915年12月25日，蔡松坡起兵讨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梦断帝制。梁蔡重度参与的反袁斗争对我国有绝大历史意义，败，中国将重回万古长夜，成，中国还有革新富强之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两位曾直接参与护国战争，为保卫共和做出贡献。朱德当时是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人民出版社，2006，页28），刘伯承属四川熊克武部，丰都之战，身负重伤，右眼失明（《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出社，2015，第二章第三-五节）。梁氏在日生活多年，这也是清亡前的关键时期，梁以办报写文章为主业，又与在日的各路势力特别是孙中山等有频繁的交往。只是手头各传记在写到这一部分时，多侧重于他与各方的论战，其实可以独辟蹊径，专章讲述他在论战之外与各方交往之实况，揭示历史细节，更有助于了解论战本身。梁任公的影响还可以从其家传、学生和师友三个层面来考察。家传者，言其对家人的正面影响，梁本人的学养，其子女家人受惠最深：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等均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梁任公桃李满天下，除蔡松坡外，还有蒋百里（军事理论家）、范源濂（教育家）、杨树达（时务学堂学员，语言文字学家）、周传儒（历史学家）、谢国桢（梁氏任教于清华国学院时学生，历史学家，尤精于晚明史）等。师者，最著名当属康有为，二人在万木草堂相识（原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二人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康晚景凄凉，梁出面相助，“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页1124）。梁氏好友中，有林长民（1876-1925）者，福建闽县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之堂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原名徽音）之父，民国初期政治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1925年，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倒张，邀林去东北协助，林不听梁之劝阻，不告而行，12月24日在辽宁新民为流弹击中身亡，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尚在美国宾大求学，梁启超给梁思成修书一封，“今天报纸上传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要十二分镇定着，看这封信和报纸......林叔叔这一年来的行动，实亦有些反常，向来很信我的话，不知何故，一年来我屡次忠告，他都不采纳......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她）......但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他（她）：我和林叔叔的关系，他(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他（她）要鼓起勇气，发挥他（她）的天才，完成他（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同上，页1068。）戊戌变法，康梁一体。二人在广东均有故居，康的故居在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苏村，笔者到访，满眼萧条；梁的故居在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笔者亦驱车前往，发现故居距南宋崖山海战遗址不远，史载：陆秀夫“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到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宋史纪事本末》卷一0八）。王朝虽有覆亡，而后起者总有之，士君子救亡之传统亦如是。鸦片战争，白门之约，国势日下，文士计穷。梁任公以一介书生，奋起呼号，绝望中求出路，运妙笔引同道，终是为国家的未来开辟了新的思路。久立于故居门外，思至于此，百感交集，又无人对言，唯以鲜花一束置于门外石桌之上，略表追思先贤之意了。
学而时习之；巧言令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温故知新；既往不咎；文质彬彬；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生可畏；克己复礼；（君子）成人之美；（不）怨天，（不）尤人；（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当仁，不让（于师）；道听（而）途说；色厉（而）内荏；学而优则仕......早年读《论语》，摘出36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语句，当年的笔记早已不存，查对原文，随看随摘，录得常用语句24个，一本小册子，历时2000多年，部分语句代代相传，至今不息，实属罕见的。《论语》归于四书，《春秋》位列五经，前者是夫子言论集，后者为夫子所编，不管四书还是五经，总有孔子的位置，可见他老人家的影响之深。但五经地位实高于四书，四书乃朱熹专利，南宋以前之读书人只知五经不知四书。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是也，文学政论伦理哲学历史，门类分明，内容宏博；四书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也。大学中庸取自五经中礼记，孟子仅先秦诸子之一说，加上《论语》，均归于伦理之一途，气量已在五经之下了。西汉又设五经博士，此殊荣《论语》未曾与焉。《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由于年代久远，语义嬗变，非注解不可读。东汉郑玄曾注《论语》，但注文已佚，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代韩愈宋代苏辙也曾注《论语》，影响较大的还是曹魏时期的何晏之《论语集解》，朱熹注《论语》即大量参考何书。清朝嘉道间有刘宝楠者，著《论语正义》，征引丰富，算是一部总结前人《论语》注解合集了。《论语》的文字并不古奥难懂，行文是简洁的，对应的外语译文也应该是简洁的。理雅各和卫礼贤在这方向做得较好。理雅各（James Legg, 1815-1897)，伦敦宣道会传教士，汉学家，1843年来华，曾翻译四书、《诗》《书》和《春秋》等中国经典，在华凡三十年。翻译态度严谨，1893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古典》（Chinese Classics)中，将《论语》刻本原文置于上半页，下半页是译文，以便于读者查核。晚清思想家王韬和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均曾协助过他的翻译工作，英文译文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难懂，与《论语》文风对应。德国大儒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99年来华，对中国的道教有深入的研究。他翻译的《论语》于1921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封面三联，右书“青岛尉礼贤译解”，中为篆书论语，左为“德国德得利咸版”（出版社德文名：Eugen Dietrichs Verlag), 顶书“癸丑再版”，版式颇有中华古风。每页正文一分为二，左侧为译文，右侧是作者自己的解释，页底还有脚注，像是西人在模仿中国古人为《论语》作注，可见作者立意之高远。《论语》的一大问题是概念不清，何为仁，何为义？读过注解亦不甚了了。而这是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译本的长处。韦利是英国东方学家，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化，中文方面，曾翻译《西游记》、《道德经》、《诗经》和《九歌》，日文方面，曾翻译《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在翻译《论语》正文之前，作者先将孔子思想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加以解释和说明，其中包括道、德、士、君子、孝、文、天、信、思等，以便读者更好理解原文。具体原文的翻译，各外文译本颇有出入，有的与笔者理解的不同，但更多的是忠实原文的佳译。除上述的理、卫、韦三人外，笔者再加入晚清名儒辜鸿铭、前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教授、法籍华裔程艾兰教授（Anne Cheng）、前澳洲国立大学教授李克曼（Pierre Ryckmans，1935年-2014年）译本，就几处原文翻译稍加对比如下：三人行，必有我师。理：When I walk along with two others, they may serve as my teachers. (三人中也包括孔子吗？存疑）辜：When three men walk together, one of them can always learn something from other two. (泛指三人而行，似为原文之意）程：Quand on se proméne ne serait-ce qu’à trois, chacun est certain de trouver en l’autre un maître. (意思和辜译近，似比理译更确）李：Prenez trois hommes au hasard des rues, ils auront nécessairement quelque chose à m’enseigner. (三人行于道，他们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到我的。）辜鸿铭和李克曼的译文可能要好一些吧。学而时习之程：Étudier une règle de vie pour l’appliquer au bon moment. (学习一条人生规则，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原文非常含糊，而译文过于具体？）卫：Lernen und fortwährend üben. （几乎逐字对译）卫译为佳？有教无类理: In teaching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of classes.卫：Beim Lehren gibt es keine Standenuntersheide. (教育不该考虑阶级差异。）程：Mon enseignement est destiné à tous; sans distinctions. （我的教育面向所有人，没有区分。）刘： In instruction there is no separation into categories.理、卫、程译都不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卫：Was du selbst nicht wüschest, tu nicht an andern. (卫译中的“你”特意用了德文第二人称口语形式，而《论语》的文体以口语为主，中德对照，算是文体相当，卫公有心）辜： What you do not wish others to do upon you, do not upon them.刘： Do no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yourself do not desire.都不错，但刘译结构紧凑用词精准不生僻，似为最佳？古典翻译是难事。与五经相比，《论语》算是相对容易翻译的，即便如此，个别语汇和句子不仅需要反复推敲，还要查对注文，明确原文实在意思才能下笔，而不少语汇在外文当中根本没有对应的翻译，只能意译。除刘、辜、和程以外，西人译者不辞辛劳，通过翻译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值得肯定，不能冒以孰强孰弱而简论之。
大航海时代（4） 荷兰人是怎样来到亚洲的
作为一个国家，荷兰被称为荷兰王国（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由欧洲本土的荷兰和保留的海外殖民地组成，它有时也被称为Holland, 指荷兰西部的地区（分南北Holland)，还有一个词汇Dutch，可以指荷兰人荷兰语，作形容词也行，该词与德语中Deutsch（德意志）同源，说明在历史上，荷德同属日耳曼族且关系密切。经过所谓“八十年战争”（1568-1648），荷兰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1581年（明万历九年），荷兰西部地区宣布不再效忠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是是荷兰开始独立的起点，荷兰人也开始出海探险，收获颇丰。先是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建立贸易栈点， 1596年，荷兰商船到达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1598年7月， 奥利维尔·范·诺特（ Olivier van Noort ）带船四艘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沿着大致同麦哲伦同样的路线去寻找中国和印度，历时三年，于1601年8月回到荷兰，完成荷兰人的首次环球航行。荷兰人先于英国人登陆北美，纽约的哈德逊河虽以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命名，但他当时受雇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做此探险，而纽约的前身是荷兰人的殖民点“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荷兰人其它的航海发现还包括1606年威廉·扬茨（Willem Janszoon）首次登陆澳大利亚，1642年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发现今属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该岛即来自他的姓）， 新西兰、汤加和斐济也是由他首次发现。北极地区还有一个巴伦支海，是以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命名，为探索从欧洲到亚洲的东北航线，他的舰队于1594年夏首次到达那一片海域。大体上，荷兰与英国一道，从明朝万历年开始向海外探索和扩张，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在美洲和亚洲的贸易霸主地位。1600年12月31日和1602年3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注入许多创新内容：过去的航海主要由皇室资助，而且是临时性的，收获大则继续资助，收获小或没有收获，则资助小或不资助，相比之下，二公司实行股份制，从社会上融资，股东和公司之间共同承担风险和分享收益；同时，政府颁发的特许状赋予二公司诸多特权，包括垄断贸易、宣战媾和、构筑要塞和建立殖民点等。英荷几乎同时起步，但在亚洲方向，荷兰明显走在前面。葡萄牙在亚洲主要有三大据点：印度果阿（Goa）、马六甲（Malacca)和澳门，1510年12月10日，占果阿，1511年8月占马六甲，1557年，以租借的形式开始在澳门设立居住点。三地之中，于贸易而言，马六甲最为重要，控制马六甲，就可以垄断东（南）亚和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在攻占马六甲之前，荷兰人先是在西爪哇的万丹建立据点（1603），控制雅加达并将其定为远东殖民事业的总部（1619年），1641年1月，经过数月激烈战斗，荷兰人与当地人联合，驱逐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标志着荷兰开始垄断香料贸易。此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的南部的东西两侧沿海地区建立商馆，1658年，又占领锡兰（今斯里兰卡），赶走葡萄牙人，1652年，在非洲最南端建立开普敦（Cape Town)，扣住非亚海路关键节点，稳固贸易垄断地位。荷兰人还把触角伸向中国和日本，1624年，荷兰人到台湾，经营近四十年，被郑成功击退而败走；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受到顺治帝接见，使团成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仪，仅获得“八年一贡”的待遇；荷兰人在日本的运气不错，当时正值德川幕府（1603-1868）统治初期，得到允许，荷兰人先是在长崎附近的平户岛建立商馆，可后来幕府仇教，先后逼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仅允许荷兰人留下，于是对日贸易由荷兰人垄断，持续200多年。从16世纪末荷兰人到爪哇，一直到1949年印尼独立，荷兰人在印尼经营长达300多年，1902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es) 地图显示其所辖包括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及附属岛屿、苏拉威西群岛、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岛的西半部、加里曼丹岛（北婆罗洲除外），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领土相当。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军攻占荷兰（1795），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作为荷兰殖民地的荷属东印度也转入法国手中，但时间不长，拿破仑失败后，英国将荷属东印度交还给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印尼三年，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荷兰反对。经过四年的武装斗争，荷兰于1949年12月27日最终承认印尼独立，彻底结束了在当地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