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兵临城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1964年上映。讲的是1948年解放军围困长春，赵崇武师长与解放军合作，率部起义的故事。有一场戏是由李黯然先生扮演的解放军姜部长进城，来到赵师长官邸，进行秘密会谈，其中有一段对话几十年过去了笔者还记在心里：

姜："您还记得二十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被赵打断）
赵："啊，一面谈看你我的前程"......

李黯然先生字正腔圆，声音浑厚，很有文化意境，加上所配的灯光画面，使人暂时忘记了国共斗争的背景，被带入一种温馨的场景，深深地被这位解放军代表身上的儒雅气质吸引；“南京，玄武湖畔”，听上去遥远又有诗意，令人想往。但现实是残酷的，赵崇武师长效力的国民政府立国不到四十年就被迫迁台，相关记录片说蒋介石在飞离南京时，特意在城市上空盘旋多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留下多少家国情仇。“最是仓皇辞职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想必蒋先生体会到南唐后主诗句中的悲凉。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国民政府没有皇帝，不算王朝，但是上历史课的时候，把蒋的政权也叫蒋家王朝，如果这能说得通，南京可以叫“七朝古都”了吧。那太平天国呢？洪秀全在咸丰元年（1851年）就自称天王，实际上就是皇帝，1853年春，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1864年夏被清军灭亡，前后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如果把太平天国算上的话，南京又可被称为“八朝古都”吗？

洪秀全进入南京后，建立天王府，呆在里面一直到死。中华民国总统府就是在天王府的遗址上兴建的，2016年秋，我专程去那里参观。当天下雨，可景点里面游客还是不少。我则直奔天王府遗址部分，看了天王的金鸾殿和他的书房，走累了，在复建的东花园长凳上坐下来休息。雨还在下，空气潮湿阴冷，绿树的枝叶高出人字屋顶，散向穹庐，眼神顺着白墙向上，越过乌瓦，落在灰暗的天空上。遥想当年，天王读书累了时候也可能到这里一坐吧，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雨天，整理着他的思想，盘算着他的事业和归途。

开始注意太平天国历史是在天津。九十年代初，在南开大学附近等长途班车，从地摊上买到陈恭禄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陈先生是江苏丹徒人，1900年生人，1921年入金陵大学，辗转进入历史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长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大学期间即写出《日本全史》。《中国近代史》是他的成名作，1935年由作为大学丛书系列图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册，详细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到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近百年的历史。该书最大的特点是“言之有据”，即以权威的史料做后盾，说明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最后一章叫“史料评论”，专讲写作时参考的史料，从所列书目可以看出他涉猎广泛、使用的史料种类繁多，不仅有中文的还有外文的，增加了这本书的说服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三个事件写得最好，笔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业余时间做一点鸦片战争研究的；但他对太平天国的讲述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了两个章节还处理这段历史，不仅让我明白了它的过程，而且它的破坏性有了深切的认识。陈先生的家乡丹徒所在的镇江位于长江南岸，与扬州隔江相望，太平军和清军在这一带多次展开激战。陈先生为了写书，在业余时间到乡下访问老者，听他们讲述相关的轶闻。“余乡居无事常与老者谈话，老者于无意中常言其为太平军所掳，迫而从军之状况，或逃难避乱之故事，其言未有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价值”，如果说他太平天国历史写得好，与他这些书外的功夫也有关系吧。

阅读陈的《中国近代史》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所用语言半文半白，文言文特点突出，要读通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时间，加上这是一部通史著作，太平天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总有意尤未尽的感觉。于是又读罗尔纲先生的专著，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胡适家做家教的时候开始研究太平天国。罗尔纲是广西贵县（今贵港）人，那里是石达开的故乡，离天王起事的金田村不远，是早期太平军活跃的区域，利用在家乡的机会地搜集相关史料，经胡适的鼓励和指导，最后写成《太平天国史纲》，这本书于1936年出版，两个月内就出了三版，可见该书很受读者欢迎。但全书不到二百页，只是讲个大概，结尾又没有书目索引，对采用的史料性情况不清楚，所以不能算上乘之做，经不断积累和充实，又写成《太平天国史》四卷本的巨著，由中华书局出版。它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形式，不仅给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做传，还详细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是全书的亮点，但是全书竟然完全不写敌对方的情况，清军文武一个也不列，曾国藩传也没有，形格势禁，完整笔书，何其难也。

太平天国，起于广西，蔓延两湖，江浙皖糜烂，太平官是做不得了，能善终算是烧高香了，各种死反而成了常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晚清地方高级的官员由总督巡抚和将军组成。总督抓总巡抚掌政，将军主军事。太平天国期间，至少有九位这个级别的高官不得善终。先讲一个善终但九死一生的徐广缙，本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突遇太平天国这样的大事，整个人生都被改变，几乎是九死一生，经历颇为坎坷。

徐广缙1797年生人，老家安徽阜阳，父亲哥哥和他本人都是进士，那个年代考上进士是做大官的必要条件之一，他二十四岁中进进士，真是前途无量。先在京当了翰林，后来当过会试同考官、山东道御史、榆林府知府、江西粮道，四十五岁的时候调回北京，任顺天府尹，再外放四川布政使和江宁布政史，布政使是省级高官，主官一省财政，顶头上司是巡抚。1846年先授云南巡抚后改任广东巡抚，于1847年春到达广州就任，第二年就接替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人物耆英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清政府在两广地区最高官员，在粤期间，处理了几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成功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和处理澳门总督亚马勒遇速案，很受朝廷的肯定；太平天国在1851年春起事，而在此之前，天地会已在广东起义，徐广缙同巡抚叶名琛合作，多次率部追剿，在几乎大功告成时，被调往广西，镇压太平军，剿灭广东天地会的扫尾工作由叶最后完成。

北京收到太平军起事的消息后，调兵遣将，以期迅速扑灭，但意外频出且屡屡受挫，先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力剿，不济，又派在家休养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弹压，林受命出发，不幸在途中去世；原两江总督李星沅继林则后被委以钦差，人是到了广西，但打了几次败仗就病死了。太平军先是在桂平山区与清军周旋，但在1851年9月，即起事仅八个月后突然攻占永安州城（广西象山县），咸丰皇帝派重臣赛尚阿亲赴广西督阵，由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向荣等率大军包围永州，但围了半年也无法攻克，1852年4月，太军平竟然成功突围，迅速北上，攻打当时的省会桂林，不果，但击毙广州副都统乌兰泰，6月攻克全州，清军又没有堵住，虽在蓑衣渡战斗中打死南王冯云山，但全军再次突围成功，从广西进入湖南。即从两广进入两湖，影响面急剧扩大，进展速度加快，先从湘南北上攻打长沙不下，果断撤围，占益阳和岳阳，岳阳一丢，武昌难保。果然，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入武昌，两个月后占南京，建立了与北京对立太平天国政权。

由上可知，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势头正盛，清军没有招架之力，就是曾国藩在，也无法挽回，更何况徐广缙。1852年9月25日，接上谕：徐广缙著以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驰赴湖南，督办军务。徐的厄运就此开始。这个时候，太平军已在攻打长沙了。据徐自己写的《思补斋自订年谱》，他10月2日启程，走了一个多月，11月2日才到衡阳，3日正式接任。这时长沙战役已进行了近两个月，长沙守军非常顽强，太平军屡攻不下，便撤围北走，徐一路跟随，1月13日到岳阳，而前一天即1月12日武昌已经失陷了。徐连日操劳，逢此败绩，身体出现状况：“饮食锐减，痰漱带血”，1853年2月14日，奉上谕：“徐广缙著革职拿问，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派员押解来京，交部治罪。” 措词严厉，几乎和1841年初割让香港的琦善一个待遇了。

平心而论，受到这样的处罚对徐不公。太平军起事的广西是徐的辖境不假，但当时天地会在广东闹得很凶，徐正按朝廷布署全力镇压，根本无暇顾及，剿捕成败，全赖广西地方当局的作为；咸丰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开始并没有调动徐，而是从两广以外调派林则徐、李星沅和赛尚阿去处理。战事不利，李和赛负主要领导责任；再者，战事进展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那时交通又不便利，徐广缙接到命令后，紧赶慢赶也无法及时赶到一线，即使到了，了解情况、和同事会商、排兵布阵等都需要时间，给徐的时间那么短，他怎么可能扭转战局呢？1853年，徐广缙57岁。

徐的霉运还没有完，徐被革职后，官方查抄了他在广东的寓所，儿子也受牵连，在刑部的官职也丢了。后来徐又被赦出，派往河南安徽协助镇压捻军，不但不受重视，还受到同仁的排挤，妻子王夫人跟随丈夫四处奔波，徐到广东任职，王夫人随行。1853年春，徐遭贬被押往北京，再转去河南，1854秋，接广东来信，王夫人已于当年8月间去世。1855年春，徐被接回安徽阜阳老家居住，一进到同治八年（1869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徐算是善终，自然死亡。但他的几位同僚就得不到善终，非自然死亡了。湖北巡抚常大淳，武昌失陷，与妻、儿、儿媳、孙女一同自杀； 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太军平攻入南京时被杀；湖广总督吴文镕，1854年在黄州兵败投河自杀； 安徽巡抚江忠源，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入合肥，江投河自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1856年在江苏句容兵败自杀；浙江巡抚王有龄，1862年1月，忠王李季成攻入杭州，王上吊自杀； 两江总督何桂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咸丰频繁沟通，提供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雌颇受咸丰重视，因常州失陷，不仅革职，竟被押往北京，在菜市口斩杀！清军损失惨重，太平军也不好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就走下坡路了，到后期被湘军和淮军斩杀甚众，可以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大臣奏折里得到印证；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就更不用说了，李圭的《思痛记》所讲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丧乱之下，苦痛，众受之。

从天王的东花园出来，晚上又去了夫子庙，漫步秦淮河，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各种彩灯把河面照得泛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品的香味，闻之就会激起激起食欲，于是走进店家，大快朵颐起来，看着窗外的美景，真是希望它年深日久，永驻人间。

五胡乱华，中原大乱；衣冠南渡，晋帝播迁。北方先后建立十六国，匈奴的前赵为首，最后以鲜卑人建立北魏收官，由北魏分化出来的北周统一全国，出自北周的杨坚建立隋朝，中国进入了隋唐朝代。从北魏到北周（公元386-580年），鲜卑的政治势力实际控制北方长达二百年之久，同样由北魏分化出来，和西魏北周并立，由汉人建立的北齐统治中原时间不到三十年（公元550-577），五世纪和六世纪南北对立是北魏和东晋、宋齐梁陈的对立，也是鲜卑族政权和汉人政权的对立，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与北魏相关的史料不多，研究起来颇为困难，笔者的老师张金龙教授著有《北魏政治史》，洋洋洒洒九大卷，也慨叹北魏史料匮乏，除史籍记载外，不得不借助考古发现充实研究成果。

关于北魏最重要的史料是列入二十四史的《魏书》，它认为北魏是正统，南方的政权是假政权，不正统。所以把东晋叫“僭晋”，宋齐梁叫“岛夷”，宇文氏建立的西魏干脆不书。《魏书》之前，北魏大臣崔浩也尝试写过魏史，但遭到强列攻击，结果是本人身死，满门抄斩，悲惨至极。崔浩官至司徒，辅佐太武帝拓跋焘东征西讨，在剿灭北凉和夏政权上立有大功，著有《国纪》，这本书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拓跋焘在位时，北魏立国时间不长，《国纪》所述应是北魏早期历史。《国纪》被刻在石碑上并置于闹市让大家观看，得到的评价是“备而不典”，于是就把崔浩等人杀掉了，“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那么，什么是“备而不典”？到底《国纪》中写了什么犯忌的内容呢？笔者做一下推测，可能是关于鲜卑劫掠和落后习俗犯忌。太史公和班固讲匈奴的时候，开篇就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开性也”（太史公）。班固抄之，”其俗，宽由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蓖以侵伐，其天性也“，就是说匈奴急了就抢，那早期的鲜卑是不是也爱抢呢？答案是肯定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有多条相关记载；其二是落后，体现在”无文书“，没有鲜卑文字； 特别是其“收继婚”制度令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人民不耻，《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征和四年（公元89年），即贰师将军李广利降匈奴第二年，西汉派到匈奴的使臣面对质问回答道：我朝皇帝的太子和丞相争斗，皇帝杀了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也。敦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妻后母，禽兽行也“。”妻后母“是匈奴的习俗，乌桓也有，“其俗妻其后母”，还多了一条“报寡嫂”，就是说嫂子死了，其他兄弟可以娶其为妻，而鲜卑呢？《后汉书》记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当老百姓在街上看到这个石碑，明白了上面写的内容，可能会说，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朝廷早先这么落后啊，伦常关系这么乱，真是丢人，啧啧啧。民间议论传到鲜卑贵族耳朵里，再翻舌给皇上听，于是便在统治集团内部激起广泛的羞耻和愤怒，崔浩等人的悲惨命运也就决定了。推测是推测，真相如何，可能要成为千古之谜了。

《魏书》的一个亮点是在《官氏志》中记载了鲜卑姓氏的变化，笔者将有趣的列在下面：
拓跋氏改为长孙氏，到魏文帝（公元471-499在位）时，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
其它：伊娄氏（伊氏）、丘敦氏（丘氏）、车焜氏（车氏）、丘穆陵氏（穆氏）、独孤氏（刘氏，注：北周八位柱国将军之一的独孤信的四女儿是唐高宗李渊的母亲，七女儿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隋唐王室有鲜卑血统。）贺赖氏（贺氏）、若干氏（苟氏）、若口引氏（寇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阿单氏（单氏）、贺拔氏（何氏）、扈地于氏（扈氏）、须卜氏（卜氏）、库狄氏（狄氏）。

还有一个吐谷浑氏，《北史卷八十四 吐谷浑》记载，吐谷浑是辽东鲜卑徒何涉归的庶子，哥哥弈洛韩（晋书作“环”），是十六国期间前燕的开国皇帝，弟弟若洛廆，父死后，三弟继父位，“是为慕容氏”，后因兄弟相争，吐谷浑率部西去，到陇上、河湟一带定居，”遂徙于上陇，止于枹罕（今甘肃省临夏）。自枹罕既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学界有观点认为是今天土族在前身。

关于鲜卑的起源，《后汉书》和《三国志》将鲜卑和乌桓并列（《三国志》把乌桓称作“乌丸”），但乌桓比鲜卑更早出现，汉武帝在位时期，霍去病大败匈奴，专门设立了乌桓校尉这个职位，让乌桓族人为汉朝监视匈奴的动向。《汉书-匈奴传》又记，汉武帝死后不久，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汉朝利用匈奴乌桓相攻时机，派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征，”乘乌桓之弊，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到了西汉末年，因匈奴势力仍在，经常有西域国人、汉人、甚至乌桓人亡入匈奴，引起汉朝警觉，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1年），朝廷派人到西域宣布禁令，今后不许包括乌桓在内的四种人进入匈奴。这说明乌桓在西汉中期很是活跃，周旋于汉匈两大势力之间，不仅如此，乌桓还负责管理鲜卑诸部，《后汉书志二十八-百官》在护乌桓校尉条下的应劭注解写道：“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两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乌桓势力在东汉末年遭到毁灭性打击，那时乌桓势力正强，又有一个名叫蹋顿的勇武首领，整合从中原一带大量逃来的汉人，不断向东汉发起进攻；曹操和袁氏争雄，袁氏败绩，残余势力也逃入乌桓，这岂是曹操能容忍的？于是在建安十一年（注：三国志记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后汉书记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曹操亲征辽西，”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等人稍后也被杀。这是《后汉书》记载，《三国志》记得更具体，不仅有战况的描述，蹋顿被临阵斩首，对战后乌桓的安置情况也有说明，将在幽州、并州一带居住的“乌丸万余落，悉徙居中国“，加入中原王朝的部队，行军打仗去了。

从这些史料看中，乌桓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错估了自己的实力，自身虽强，但还不足以强过曹军；容留曹操的政治对手也是大忌，本想利用逃来的袁尚一起击败曹氏，进军中原，结果是袁尚被杀，自己的整个部族都跨掉，而且再也没有恢复。

鲜卑在东汉末年也曾强大一时，主要原因是出了一个历害的首领檀石槐，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在山西北部及山西和内蒙交界一带（高柳、云中、雁门）大败汉军，杀伤数万人，三位汉将各带数十人奔还。但没过多久，檀石槐死，鲜卑又归于沉寂。首领强部落强，首领死部落衰，这似乎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发展一个共性。发生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是鲜卑族”翻身“的重大时机。是的，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为害中原，造成天下三分的结果，但其破坏性远不及“八王之乱”，看司马光的记载真是令人胆寒，战事频繁且惨烈，洛阳长安屡经摧残，把宫女杀死，人肉充军粮，这种吃人的的记载要到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才能看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余部十余万人护送其灵柩回胶东，在苦县（河南鹿邑县）被汉赵石勒所部追上，激战之后，这十余万人全部被杀！中原大乱，鲜卑也加入争夺政权的行列，但过程并不顺利。除北魏（对应三国魏，史称后魏）外，还有五个政权由鲜卑族建立，他们是南燕、西燕、后燕、前燕和南凉，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原和关中的两侧，即河北东北部、辽西，西部的甘青一带。匈奴人建立前后赵很快跨掉，氐族势力强大起来，在其首苻坚带领下差点统一全国。公元338年，鲜卑拓跋部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建立代国，但不幸被苻坚所灭，时在公元376年，十年后又复国，经过几十年军事斗争，消灭匈奴人建立的北凉，统一了北方，最后由分化出北周统一了全国。

从地形上看，中原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好，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民族相断展开争夺，汉民族以特有的文治武功占上风，但如果中原内乱，又逢蛮族势大且有英武的领导人指引，蛮族又可能进军并掌握中原政权，但要长治久安又必须实行汉人的制度和文化不可。隋以前，北方蛮族当中，匈奴乌桓鲜卑的势力突出，其实还有一个羌族也很厉害，只是在东汉受到打击，没有形成致命的威肋。鲜卑通过北魏王朝融入中原文化，到了隋唐，对主原的主要威胁转为突厥族和西部的吐蕃，那是后话了。

题目是小说式的，但内容还是讲史。汉朝名气大，与秦并列：秦汉秦汉、秦皇汉武，汉族的名称与它有关，民间俗语多有称道，所谓”吃饭吃饭，穿衣嫁汉“，”我敬你是条汉子“，甚至有这样的歌词：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汉朝能立得住，压制匈奴势力是一个突出因素。匈奴是生活在古代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这里说的北方至少是在长城以北，西起阿尔泰山，经内外蒙古，一直延伸到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它的势力忽强忽弱，但向南面汉民族居住区侵扰是总的趋势，而且时跨度长。太史公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夏后指夏朝，发生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关于匈奴的最后失势，学界的一个说法是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单于呼厨泉留在鄴（邯郸市临漳境县），不让他回到山西平阳领导匈奴五部（后汉书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这样算下来，匈奴和汉民族关系持续长达2000多年，基本上与汉朝共同结束，中国历史转入三国两晋，而匈奴族一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西迁。

前四史中除《三国志外》都有专章记录匈奴的历史，司马迁首创《匈奴列传》，班固续之，《后汉书》仍其旧，但名称已改为《南匈奴列传》，主要讲匈奴在东汉以降的历史。因为匈奴民族自身并无文字记录传世，汉民族的这些记录弥足珍贵，借此我们可以大到致了解匈奴与汉民族的关系史。由于一部分匈奴西迁，在欧洲有剧烈的活动，欧洲人要了解匈奴早期的历史也只能借助太史公等先贤的著作。但他手中的资料也有限，春秋到秦，史料稍丰，记录详细、具体，春秋以上则茫茫然了。即如匈奴名称，太史公在讲到战国后期时才出现匈奴字样，“燕亦筑长城......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而在此之前的匈奴有名称多种，”山戎““荤粥”、“猃狁”和“戎”“狄”“等不一而足。据王敬安先生考证，至少”荤粥”和“猃狁”与匈奴同族（https://www.diancang.xyz/wenxueyishu/13839/272391.html）。

匈奴从战国开始突然兴盛，开始频繁与汉民族发生战争，即如秦皇汉武的雄才也无法将匈奴势力全部剿灭，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直到东汉章帝和帝在位期间，朝廷派窦宪等大将出征，给匈奴以致命打击，汉章帝元年（公元87年）秋，北匈奴大败，以后汉籍中关于它的记载就很少了。留下来的沿长城两侧而居，渐融入汉民族，称为南匈奴，居于山西境内的最多，有匈奴五部之称，“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晋书卷九十七 北狄-匈奴）。这时的匈奴看似薄弱，但却是“五胡乱华”之首，从汉化的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前赵，公元304-318）开始，造成中国近三百年的大分裂，生灵涂炭，中原受害尤深。五胡十六国中由匈奴部族建立的王朝（前赵、后赵、夏、北凉）均以凶残闻名，受到的报复也很深，司马光记，东晋永和五年冬（公元349年）“闵（冉闵）知胡之不为已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风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所食。其屯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这里说的“胡”是指后赵臣民，后赵由羯人石勒建立，羯属于匈奴的一个部落，其实也是匈奴人，后赵推翻了同样由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汉人冉闵是后赵的的大将，也是后赵的掘墓人。匈奴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可能延续到北魏末年，如导致北魏灭亡的”六镇起义“由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首倡，《北史》记，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3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聚众杀镇将，号真王元年”。破六韩是匈奴人的姓氏，其人不知所终，但起义引发全国性动荡，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

匈奴不仅蹂躏中原，把欧洲也霍霍得不轻。匈奴被汉朝打败，一部分到了辗转到了欧洲，他们的一个首领阿提拉打败了几乎所有的对手，杀人无数，要不是阿提拉死了，就要占领全欧洲。偶然在《中国从报》（China Repository)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Huns:their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their emigraions; subjection of the Alani, &c.: Life and death of Attila" 翻成中文：匈奴的起源、早期历史、迁徙；征服阿兰人；阿提拉之死及其生平“，文章发表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作者没有署名，但似乎对与匈奴相关的中外史料有较深的了解，比如关于匈奴早期历史的叙述大致与《史记》相符，更大的篇幅则是介绍匈奴人对欧洲的侵害，文笔优美，文学性和历史性兼顾，但最后几句略带怨气，说是中国人把匈奴带过去的，拉低了文章的立意高度。中国人做此问题研究的笔者所见较早的当属梁启超，他在五四运动后专心学术，《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与历史相关的力作问世。梁任公遗作千万言，尤善史部且涉及的话题很广，关于匈奴，不论是在中国的活动，还是北匈奴西迁及对欧洲历史的影响，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给笔者启示良多。

鸦片战争从字面上说是围绕鸦片问题所引发的战争，可以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起因则是英法美俄四国要求修约被拒。英法美要修的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以及它们附属条约如与关税相关的《虎门条约》。俄国没有参加战争，但要求重新审议过去康熙和雍正年间签订的两国边界、商贸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条约 - 当然也是英法美的目标。

两次鸦片战争进程中，清军地军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打败。不要说海战或者近岸战斗，就是清军擅长的陆战，大都以清军败绩结束。不排除个别战斗中清军给敌军以杀伤，但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等军事要素上，清军均处于下风。1860年秋，咸丰皇帝动员了数万部队交僧格林沁、胜保等人指挥，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还是一触即溃，不到两个月即签订《北京条约》，圆明园也被烧掉了。然而对于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列强的目的不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为即使对中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列强自身无法实行长期的有效治理，而清朝内部也没有一支可以替代满清的政治力量。列强来势汹汹但并不危及自身统治，直到1861年发生“辛酉政变”，慈禧和恭亲王掌权后才看清楚这个形势。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许多战事，但其破坏力并不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发源地，1841年春夏间因交了“赎城费”英军未进城，广州免遭战火；1857底英法联军虽进入广州并占领三年，城内生活照旧；南京未被占领，天津和北京被占领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但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国家打了败仗，说明军队不行；割让香港，东北大片领土丧失，立国二百年所未有，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威望，向下发号施令不会像过去那么灵了，老百姓不大受管了； 经济上，取消了行商制度，十三行没有了，行商及官绅损失惨重；漕运制度变化，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人失业，没了生计；文化上，允许自由传教后，教案频发，冲突不断，民间的怨恨情绪不断增加。列强看出清朝的衰弱，以武力做后盾，得寸进尺，寻找借口，施加压力，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获得巨利，还诱发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开了个坏头，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是近代中国受难的源头。

虽然军事上一败涂地，如果外交得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甚至有可能与西方及时建立平等关系，继之学习和赶超西方。因此，鸦片战争中的外交问题成为笔者关注的焦点。

理想的状态是，清朝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了解英国及欧洲的动向，与英国联手，迅速改革，强化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同时与欧洲列强齐头并进，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些要求在现在看可能太高了，但在强敌面前吃了亏，清政府不仅不反思，连“知己知彼”的基本功夫都不愿意做，不能利用十三行行商、东印度公司、澳门这些有利资源，切实了解对手的实际情形，及时调整对策，因势利导，反而一错再错，直到事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外交失败的结果，道光和咸丰负总责。他们的的决策变来变去，总是强硬开始，妥协结束。事前也没有通盘的计划，事到眼前全靠谕旨行事，其措词往往是模棱两可，1838年12月31日，道光派林则徐去广州，如此重大委任，其上谕只有47个字，“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相比之下，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给义律的指令至少在2000词以上，行文逻辑性强，明确指明目标和实现的步骤，同时还考虑到情形的变化和应对办法。不知道道光私下里是否给过林更细致的书面指示，即便有，其质量也不甚期待。

关键岗位的人事选择和表现问题不少。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几年，广州的许多情况已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超出地方当局的应对能力，必须由两国官方出面解决；可北京坚持坚持旧制度，外方多申诉，均要求回广东商谈。可事实证明，只有中央政府亲自出面，主导谈判的全过程且主要谈判地在北京，问题才能全面解决。林则徐时期，清政府主要面对英国一国，到了耆英时，面对英法美三国；最后，在叶名琛主政时期，又加上俄国，成了四国，情形更加复杂。林则徐虎门销烟，捅了“马蜂窝”，琦善更差，把香港也搞丢了，道光派耆英到广东收拾残局，避免了更坏的结果；咸丰入继大统，不吸取教训，继续重用主战派，叶名琛刚愎自用，城陷身死域外，直到派桂良出面，苦撑“抚局”，才有最后的“了局”。

四国在外交上取胜的因素很多，情报是突出的一项。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深耕多年，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对于中国官场运作也很熟悉；他们雇用商人、传教士到中国东部沿海乘船旅行，搜集地理军事民俗等情报；资助马礼逊编辑《华英字典》和来华传教士在广东办报，如著名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ary)，其深度和广度令人惊讶。相比之下，清朝对英国国情了解很少，有限的相关情况也是道听途说的二手甚至三手信息，谬误甚多；不仅如此，保密工作表现不佳，重要文件常被泄漏，道咸同三朝都有圣旨泄漏事件，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叶名琛档案被抢，大量机密暴露，令英人在谈判中占得先机，还直接导致耆英天津受辱被皇帝赐死；“反间”也常出大错，1860年9月，额尔金的秘书洛赫和巴夏礼被僧格林泌抓获后押往北京，联军兵临北京安定门外，要求确认二人生死，恒祺代为传话，洛赫竟然还能借在衣物上写字向外传递情报！

在外交谈判的关键人物中，除两位皇帝外，中方有林则徐、琦善、耆英、叶名琛、桂良、恭亲王奕诉六人，外方除了各国首脑，在“一线“的有义律（Charles Elliot), 璞鼎查、巴夏礼、额尔金兄弟、法国的葛罗和俄国的普提雅廷。朝廷在“剿抚”之间举棋不定，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妥协是上策，所以还是耆英和桂良的办法能够奏效。特别是桂良，他对局势认识清晰，遇事稳重，在关键的问题是又能坚持原则，其耐心的品质尤为突出，多次顶住咸丰皇帝多次不切实际的要求、压力甚至威胁，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恭亲王是咸丰皇帝弟弟，皇亲贵胄，深得依赖，恭亲王也不负期望，及时开城，使北京免遭战火，与四国签约，但没有桂良的铺垫，恭亲王要想成事也难。

外方代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义律、巴夏礼和普提雅廷。1834年10月律劳卑身死，英国期望与中方建立政府间关系的努力再次失败，英国在广东设置的商务监督一职也多次更换，直到1836年底，由义律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41年，前后长达五年。义律最大的特点是“能熬”，也就是韧性强，不达目的不罢休。面对在华英商的不信任和广东当局的敌视，他改变“静默”策略“，积极争取进驻广州，获得广东当局对其官方地位的认可；林则徐到广州后，措施严厉且急促，压力是空前的，他冷静应对，带领英国人退往澳门、香港，又和全体在港英人在外海飘泊数月之久，终于等到英国大军前来。

巴夏礼起自寒微，十二岁随家人来华，受璞鼎查、阿礼国等人提携，刻苦学习中文，先后担任厦门和广州的领事，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1858年初，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扶持柏贵为傀儡，发号施令，巴夏礼实际上成为相当于两广东总督的两广地区最高官员；额尔金来华后，他又被招去协助，参与谈判工作，其风格强硬但又是中国通，看问题往往能抓住要害，清朝官员很是头痛，对他也非常痛恨，于1860年9月18日在军前将其抓获并押往北京，但在联军的声援下获得释放，英国从《北京条约》中获得利益，巴夏礼助力甚巨；

普提雅廷是俄罗斯贵族出身，早年参加海军，20多岁就随海军进行了环球航行，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和高加索战争，他最有名的经历是1852年率队到日本签约，历尽曲折，直到1855年春才回到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下田条约》。1857年底，普提雅廷到香港，随英法美代表北上，经上海到天津，参与相关的谈判。和美国一样，他手中没有部队，对华谈判由英法主导。但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英国过于强势，提出的要求令中方难以承受，中方总是希望美俄出面说和，他便将这个需求同俄国对华领土野心联系起来，他和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遥相呼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诱使清政府一步步陷入圈套之中，等到清政府明白过来以后却为时已晚，东北大片领土开始丢失。

打不过就谈，边谈边学，变被动为主动，尽快扭转局面；打得过也谈，对自己也没有坏处； 具体经办人员不够得力就及时调整人事；积极了解对手的全部信息，又注意不泄漏我方机密，细致斟酌条款，抓大放小，为将来开好局......这好像是公司经理做年终总结，但其中的道理并不过时，也适用于道咸时代。遥想康熙皇帝面临那么复杂的局面，应对得法，取得巨大成功，同样是皇帝，一个王朝内的皇帝，道咸二帝与康熙对比之高下不以道里计，个中原由发人深思。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道咸同三朝外交文件汇编，收录了清朝与西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相关的大臣奏折、皇帝谕旨、与英法美俄等国往来照会等重要资料，起自1836年到1875年，跨度近四十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却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公使常驻北京、中日初次接触等大事，中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开始动摇并逐渐向现代化转变，是千百年来罕见的历史转折期。该书资料翔实，涉及范围广，权威性强，从保存到出版历经曲折，所以更显珍贵性，历来为学者重视，是研究晚清外交关系必读书籍之一。

笔者最深的印象是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对在位时失败的外交实践和结果负有重大责任，其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道光和咸丰期间，皇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大臣对皇帝是敬畏的，会积极执行皇帝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是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分析皇帝谕旨文本可以看到，两人共同的特点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形的情况下，立场常常发生动摇。起初信心满满，随着局势恶化相继转为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委屈求全，直到最后全面屈服，结果与当初的想法已是万里之别了。皇帝的想法变来变去，难受是下面当事的大臣。皇帝主战时，启用林则徐那样的主剿派，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启用琦善那样主抚派，结果情况更糟，发生了割让香港这样清朝开国二百年来从未发生的事情，叶名琛看到林琦的遭遇，干脆“摆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和议最后阶段，总是给主事大臣出难题，要他们极力挽回于己不利但又为外方极为看重的条款，不仅徒增谈判的难度，还往往造成意外的灾难，这在咸丰皇帝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治朝是太后垂帘听政，皇帝本人不是决策人，外交实权掌握在慈禧和恭亲王手中，恭亲主是中心人物，因为转变思路，应对得法，外交方面比道咸时期有明显好转，没有出现影响全局的事件，镇压太军军也接近尾声，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也开始协助恭亲王介入外交事务，在外交制度和实践上为光绪朝做了良好的铺垫。

以皇帝、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大员等高级官员身份特殊，出自他们的书面资料权威性高，很多情况下下，如果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这些资料中寻找，而且常常以它为最后的依据，比如耆英之死。耆英是两次鸦片战争重要当事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负责与英国人谈判，是《南京条约》等重要条约的中方签字人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咸丰皇帝派往天津，与桂良、花沙纳一道参与对四国代表的谈判。在与英国谈判时，李泰国突然出示耆英缮写的给道光皇帝密折，该折是英国人在1858年攻入广州后截获的两广总督档案中发现，耆英不明就里，惊恐万状，迅速离开天津，招致咸丰皇帝的愤恨而赐死。

道咸外交主要针对英法美国俄四国，这也是自己地理大发现后，国际间竞争的结果的体现。英国取代早期的葡萄牙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殖民地帝国，也是当时唯一敢于和能够挑战清帝国的制度并通过战争达到目的的国家，道咸两朝，英国是对华外交的急先锋，排头兵，是清朝外交的主要对手。英国通过两次战争打败清朝，胁迫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它国家跟着后面享受到英国胜利的果实，英国即此坐上在华外交使团的第一把交椅，并保持这一地位长达四十多年。

法国于十八世纪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失败，对华贸易不成规模，对中国的事业重心在传教方面。清朝在康熙年间善待来华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对传教士颇有好感，也借助他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雍正禁教，一直持续到道光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正当菲利浦执政的“七月王朝”时期，热心海外传教事业。法国政府派拉萼尼来华，于1844年末与耆英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中有允许法国在五口通商口岸建立教堂，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责任。条约并没有明确弛禁天主教条款，但耆英没有顶住拉咢尼的压力，于1846年初，转请道光皇帝以廷寄的形式，通知地方大员开禁天主教，并将此廷寄交法方带回法国覆命。法国正是借此廷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胁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中公开写入相关条款，自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迅速发展，同时引发大量教案，规模和血腥程度不断增加，一直持续到清末，是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立国不久，国力不强，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虽附和英国，但总持中立，避免军事介入，而且与清朝往来照会言辞相当温和，在谈判陷于僵局时也会从中斡旋，美方的善意连皇帝都感受到了，英法联军到大沽口，咸丰皇帝命令其代表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换约，被英法拒绝，但美方代表却接受安排，进京完成换约，英法代表对此颇为不满；

俄国没有参加第一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出力也没有派出军队，但单凭俄国代表能言善辩的能力就从中国东北夺得大片领土，实际的收获是四国中最大的。个中原因是俄罗斯通过驻欧洲的外交机构和北京的东正教团获得准确情报，对中国局势了如指掌，总是在清朝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加紧在边疆挑起事端，《瑷珲条约》签订于1858年5月，当时英法联已到达大沽口，清政府非常慌张，疲于应付，《筹办夷务始末》显示，这一时期东北大员传来的关于俄国挑事的奏折最为密集，清政府只顾眼前，匆忙批准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清政府吓破了胆，皇帝逃出北京，派恭亲王负责与四国谈判，俄国代表借口在天津和北京谈判期间，协助调停有功，要求对《瑷珲条约》加以正式确认并取得成功。

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个印象是皇权的威力和效力明显减弱。1861年在贵州发生了青岩教案，教民与当地百姓冲突，贵州提督田兴恕杀数名法国教士，并书面暗示地方官员对传教士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事情传到北京，法国公使多次到总理衙门控告和申诉，朝廷先后派多名大员前往调查，但地方上明显不甚配合，调查过程很不顺利，直到四年后，才宣布将田发配新疆，但田一直没有成行。法国公使得知后告知朝廷，朝廷又多次下旨催促。后来，田好不容易出发，走到甘肃，又被左宗棠请示留营效力，慈禧太后在批复中虽然批评了田案久拖不决但也是无可奈何，田兴恕到底还是没有去新疆，相比之下，到达新疆接受惩罚的林则徐和邓廷祯就不幸多了，说明道光皇帝的圣旨比同治的威力更大一些。

由于《筹办夷务始末》的权威性高，还可以用它来印证其它相关史料的真伪虚实。比如，鸦片战争即使在当时也是大事，但《清史稿》之《宣宗本纪》和《文宗本纪》中对此着墨甚少，特别是《文宗本纪》对取得成功的镇压太平天国大书特书，但对遭到惨败的英法联军之役却了了数笔，关键之处甚至干脆不书，可见执笔人深得“春秋笔法”之精义。

《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下来并不容易，从初步成书到影印出版经历了七十多年，经历王朝更替的动荡年月得以留存实属幸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排版印刷，为奏折加上题目，为阴历日期加上公元日期，保留朱批，附录加上索引，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奏折均用文言文写就，现代人要流畅通读已非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