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对在西奈半岛上的埃及空军发动突然袭击，再加上地面部队攻击，6月10日结束 ，因为仅持续了六天，所以也被称之“六日战争”。埃及空军损失惨重，约300架战机被毁，部队死亡高达2万人，约旦和叙利亚也遭受沉重打击，以色列仅以士兵阵亡不到700人的微小代价，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领土面积扩大了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战前领土的三倍，有效缓解来自北、东、南三个方向上的军事压力，如果说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的立国战争，1967年的“六日战争”则是以色列的“固国战争”，两次军事胜利的含义有所不同，前者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立住脚根，将联合国关于阿以分治的181号决议变为具有国际社会背书的合法现实，后者因战略战术的优异表现，向世人展示了以色列突出的军事实力，给阿拉伯世界以巨大心理震撼，从而进一步稳固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国家地位。对阿拉伯国家来说，经此一战，今后希望以武力消灭以色列已无可能，和平共处成为无奈但现实的选择。

“六日战争”影响巨大，研究这场战争的学术论著是很多的。但是，时至今日，许多相关档案资料并未解密，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变得无法深入，比如战争起因。事情发端于苏联向埃及提供关于以色列部队动向的情报，埃及总统纳赛尔随后的一系动举动令人费解；又，当时的以色列是工党前身“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 Party)执政，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对阿立场相对温和，但鹰派达扬在开战数前数日被任命为防长并进入内阁则出乎意料之外；美国卷入多深也有谜团待解。

至少在名义上作为阿拉伯世界反帝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盟主”，埃及在战前的决策是要特别引起注意的。

埃及自1954年开始即在纳赛尔掌控之下，一直持续到1970年他去世为止，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侯赛因  （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 1918-1970）出生在亚历山大，成长于开罗，1930年代通过考试和推荐进入军校学习，参加过1948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在军校期间建立“自由军官运动“（Free Officers movements), 1952年7月23日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埃及共和国，1954年11月，总统纳吉布下台，纳赛尔成为埃及最高领导人。

虽然纳赛尔实行了以限制人均拥有土地数量的农业改革，但埃及国内大规模经济调整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开始，纳赛尔主要精力用于外交。1956年7月，埃及强行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英法剧烈反应，二国与以色列合谋，攻入埃及，重新占领了运河，只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三国才不得撤军。纳赛尔此举在中东地区获得巨大声望，也是他未来十年得以领导阿拉伯国家对抗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资本。声望也好，资本也罢，其基础并不牢靠，因为二者不是埃及军队硬打出来的。纳赛尔高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成效，脱离埃及实际，过多干预外部复杂事务，反而错失了埃及自身的发展机会。1958年与叙利亚合并，建立联合阿拉伯共和国（UAR），仅维系三年；1962年，埃及军事介入也门内战争 ，到“六日战争”开战前夕，埃及投入了近一半的武装力量用于也门战场，对国内经济产生严重拖累，有学者指出，埃及在“六日战争”惨败与介入也门有密切联系。

“六日战争”发生在1967年6月，但它的起因要追溯到1966年春，叙利亚和以色列多次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冲突，7月和8月均有战事发生，叙利亚米格战机被击落；而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同样紧张，11月，为报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攻入萨木村，打死村民和前来支援的约旦军人多名，约旦指责埃及的纳赛尔袖手旁观，用语侮辱性强（躲在女人的裙子下边）。这样的指责不无道理，因为从五十年代开始，纳赛尔即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号召阿拉伯人民团结起来消灭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危难之时，埃及有责任有义务伸出援手。
纳赛尔的传记作者、英国外交官安托尼·努廷认为，叙以边境和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是以色列计划的一部分，即想引诱埃及介入，然后挑起全面战争并争取打赢，以彻底改变三面受敌的窘境。为达此目标，以色列还故意让苏联截获自己的电报，内容是以色列将在以叙边境布署重兵，择机发起军事行动，苏联方面于1967年5月13日将电报内容通报了埃及，“六日战争”倒计时自此开始。

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纳赛尔的决策出现三次失误，一是命令自1956年11月即驻扎在西奈半岛的联合国维合部队（UNEF)撤出，军事上与以色列直接对峙；二是下令封锁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连接红海的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切断以色列的出海生命线。以色列曾在1957年公开发表声明，封锁蒂朗海峡等同于战争行为；最后，纳赛尔不相信以色列会首先向埃及发起攻击，他派总长到叙利亚边境核实苏联发来的情报内容，得到的报告说并没有发现以军集结的动向；努廷本人曾在战前与纳赛尔长谈，说据伦敦可靠消息，以色列会先动手，纳赛尔回答，即使开战，埃及的苏式战机比以色列从法国引进的战机也要先进，言下之义，埃及在军事方面会占上风。

埃及武装部队的负责人是纳赛尔在组织“自由军官运动”时的核心成员之一阿梅尔（Abdel Hakim Amer, 1919-1967) ，阿梅尔和一些军方高级将领主张先行打击以色列，以雪前耻，所以对纳赛尔等待观望的政策并不满意。纳赛尔在得到苏联情报后，派战争部长巴德兰到莫斯科核实，苏联极不愿意卷入，态度非常明确，即埃及一定要保持克制，但巴德兰告诉纳赛尔，一旦埃以发生战争，苏联会给予支持，学者分析，他这样大胆传递错误信息，有可能受到军内主战派的指使。

阅读各种史料，笔者的印象是纳赛尔确实不想打，阿米尔和部下密谋，想绕过纳赛尔，由军方自由行动，都被纳赛尔及时制止。他通外交渠道，多次向美苏强调埃及不会先打第一枪，并通过阿米尔命令驻西奈半岛的部队严守中立，但问题是，他持续向西奈半岛增兵，派军占领监视蒂朗海峡的重镇沙姆沙伊赫，摆出战斗的姿态，而且在紧张的五月至少三次公开发表讲话，要“全歼以色列”、“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基本目标是彻底消灭以色列”，这些举动意味着对外发出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号，而军事上又不做充分细致的准备，错误判断情报又不听下属和外交官的忠告，这些是导致埃及大败的重要因素，而战争期间埃及军队的表现更加说明，仅靠部队数量和外国武器装备也不能确保一定能打赢战争。

关于以色列在战前的军事和外交准备也是跌宕起伏，可分析的内容很多，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以后再写了。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是著名的长篇乐府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做》的头两句（后人多以第一句为诗名）。文学感染力极强，至今读之仍能令笔者动容。刘兰芝吃苦耐劳且多才多艺，“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 ”，经过娘家四年的培养，在第五个年头嫁为人妻。诗歌属于文学，言人言事均不一定为真。但作者本人一定知道织素、裁衣、弹箜篌和诵诗书这样的事情，其中，弹箜篌特别引起笔者的注意。

《孔雀东南飞》初现于南朝徐陵所编诗歌集《玉台新咏》，成书于南朝的梁（502-557年），即公元六世纪。箜篌它是一种古老的拨弦乐器，和竖琴（harp)同源，见诸中国古籍甚早，分卧、竖和凤首箜篌三种，竖箜篌于汉武帝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原，卧箜篌出现在西汉灭南越后，据《史记》记载，“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据王雪介绍，自1996年到2024年，新疆共出土24件古箜篌，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大致相当于春秋到西汉时期（王雪：《中国古箜篌历史简考》，2004）。

1996年，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群发现十分罕见的卧箜篌实物，“它们是中国境内迄今发掘的最古老的箜篌”（孔德民：《西域考古研究对中国音乐史的借鉴和意义》，2021）。孔文说发现箜篌两架，但新疆博物馆的王博研究员于2003年发表研究报告，发掘箜篌三件，二号墓地2号墓1件和一号墓地14号墓2件 ，报告对箜篌的出土情况、形制、尺寸、材质和制作工艺作出详细介绍，经碳14测定，14号墓地的两件箜篌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相当于春秋末和战国初年（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2003）。遗憾的是，这些箜篌没有琴弦和蒙皮，无法知道上面的琴弦数和测定音效，但因有持续发现，日后出现完整的箜篌也未可知。

箜篌出新疆，说明新疆曾在东西方音乐交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从考古学上说，新疆的优势又不仅限于音乐一项，其它类别也常有惊人发现，比如1995年于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东汉时期的织锦护臂，东汉织物已经很珍贵了，加上八个篆体汉字，它就入于国宝行列之一了。还有古钱币一项，和田一带的出土的汉佉二体钱（马钱），上面同书汉语和佉卢文两种文字，佉卢文是来自印度的古文字，怎么会和汉字一起出现以钱币上？真是一个有趣历史之谜。据新疆的研究人员统计，除佉卢文以外，发现的其它古文字还包括婆罗米文、梵文、粟特语、西夏文、摩尼文等，笔者有一个猜测，新疆气候干燥，虽然已出土大量以各种文字书写的古文书，是不是还存在类似敦煌那样藏有大量古籍的地方有待发现和发掘呢？

新疆地下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仅从考古上看，也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宝库，读论文翻图书看新闻，新疆的考古不断有重大发现，令人欣喜和振奋，这与考古人员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但边疆的繁荣稳定也是开拓考古事业的必要条件，也关乎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福祉。

不知不觉，笔者的“新疆十记”也到尾声了，作为离开新疆的新疆人，对故乡总是多有牵挂，心怀祝福，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新疆的明天会更好！

新疆名人何其多？！下笔于此，仅述王蒙一人。

王蒙先生是位作家，曾任作协副主席，文化水平高，也曾担任过文化部长。遗憾的是，我对文学不甚至了了，看过电影《青春万岁》，从他的小说改编而来，电影毕竟不是小说，严格来说，他的作品我是一部没有读过的，所以，对他的文学成就，我是不能发一言的。但读他的自传、看他的访谈，触发一些感想，这些倒是可以写一写的。

手上这本《王蒙自传》由花城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全书42万字，80章，从作者出生一直讲到主席去世，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从历史学角度看，由作者亲自书写的自传属于第一手史料，比由他人“捉刀”代笔的传记的价值为高。我第一次知道王蒙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读近现代史时，看到主席在会议上提到王蒙的名字和他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王蒙自传》页151）小说本来就发表在像《人民日报》这样重量级的报纸上，又经主席这么一提，王蒙的名气更大了。王蒙在自传中详细介绍了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发表过程，还精确地写出了得到的稿酬：476元（同上，页149)。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这属于相当珍贵的史料了。

先离开《王蒙自传》不谈。

再一次了解王蒙是在一个电视系列访谈中，一位主持两位嘉宾，王蒙肯定是嘉宾。节目时间不长，但所谈话题甚广，当然多与文化相关，要谈出点水平，心里没点“干货”是不行的。我觉得节目质量很好，主要原因当然是王蒙丰富的阅历和宏博的学识加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生活、工作、学习，曾接触过许多人，但能把话讲好的可不多见。“把话讲好”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言简意赅，讲话不啰嗦又能把重点说明白。做到这个并不容易，比如我和同学微信聊天，说起同一个话题，我的语音常常在20秒以上，而这位同学的语音很少超过10秒的，二者对比，我认为他讲的直击要害且更有效率。再者，言之有物。讲话不论长短，总表现言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不轻易附和他人；还有一个语速问题，不快也不慢但是流畅，听者可以迅速接收到言者的语音信息，便于理解和回应。以上三者，王蒙先生完全具备，所以听上去津津有味，不仅不觉得枯燥，还希望节目时间再长一点，幸好他做了好几期，我也全部看完。

嘉宾当中，王蒙年事最高。他多次提到给年轻人交往的经历，倾听年轻人的希望和烦恼，也适时地给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语重心长，颇有长者风范。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位领导，他的讲话也很有水平，有什么难事，他总能提出合理的办法，而且宅心仁厚，总是为下属着想。遇到怨气，到他那里讲一讲。进去的时候，满面愁容，出来的时候心情舒畅。王蒙和我的这位领导是两个人，但常出金玉良言，加上善的动机，就是威力无比。

再回到《王蒙自传》。

王蒙于1963年到新疆，先到乌鲁木齐再到伊犁农村，1979年回京，前后在新疆生活了16年，我在新疆出生长大，也就生活了18年，所以称王蒙为“老新疆”是不为过的。《自传》中，从46章开始，几乎都是在讲作者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的情景，真正做到了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学会了维吾尔语，增进了和社员的感情，也扩大了他文学创作的学术内涵。 如果王蒙是位历史学家，利用他通维语的优势，照样可以写出优质的学术著作。

从《自传》中可以看出，王蒙是在承受了一定压力的情况下去新疆的。刚到伊犁时的生活条件差，创作条件更是有限，但他并不气馁，既来之则安之，积极融入到当地火热的生活中去，他的长期的稳定的表现也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重。林则徐到伊犁后也没有气馁，而是积极指导修渠整田，至今为人称道。“天得健，君子以自强不自息。”此良言有诸如林王后贤奉之以常道而行之，《周易》作者地下有知，亦可欣然也。

《肖尔布拉克》是张贤亮的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饰演女主角的朱琳女士展示朴素而高贵的气质，印象至今。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真的经过一个叫肖尔布拉克的地方。看上去好荒啊，但一想起朱琳女士的形象，就不觉得它荒，深沉的爱和刻骨的情是不挑地方的。

肖尔布拉克，好有诗意的名字。类似的，在新疆还有不少。比如巴音布鲁克，一个高山草甸，蒙古族的游牧地，我站在那里，边看美景边默念它的名字，品味它的诗意；赛里木，湖水好蓝哦，正值下午，晴，太阳偏西，阳光扑到水面，再冲上面颊，恰巧过来一阵风，心动的感觉由景激发。

也有雄浑的名字，帕尔尔高原：葱岭、雄鹰、玄奘、守边军人和塔吉克牧民，都令我神往的，加上它特有的巍峨和雄浑，一定要去。

夏日，飞机落地，取车，住下，办好边防证，迎着朝阳就出发了。喀什是个好地方！绿树成荫，良田遍地，一座座村庄镶嵌其中，行车穿过，以为身在中原。休息一下，座椅后倾，打开天窗，正好罩住几棵白杨树冠，随风摇曳，景美人亦好。

但也是好景不长。目的地是“七十二道拐”，一到塔县，人就高反。好心的服务员立刻推来吸氧器，睡上一觉，仍不足以前往，于是决定折返。天不亮就启动车子了。路灯未熄，街上空无一人，不一会儿，光就没有了，人和车都扎进深山的黑暗之中，即使开了远光灯，看到狰狞的山体，心里也是一揪一揪的有些害怕。

不知什么时候，天光渐亮，驻车，站到路边，朝阳还未完全升起，但霞光分明已投射到远处的山上。大兴安岭、东海之滨、海陵岛上、羊卓雍错，几乎走遍了全国，就差这高高的帕米尔了。形格势禁，原以为此生与之无缘，但心力所至，竟立于此，未达终点又美中不足，人生之玄妙无常令人错愕。

帕米尔高原在西南，那拉提草原在正西，喀纳斯湖在西北，美景好像都集中的西面。那好，喀什去过了，伊犁和阿勒泰也不能错过。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那就去伊犁思念吧。那里有许多白杨，金黄的树叶最是动人，伊犁河水在夕阳下泛起点点白光，像一位美丽的姑娘，向你一笑，脸腮微红，再曼妙转身，消失在远山的薄雾之中，想追却怎么也追不上了。伊犁还有许多马，它们不仅出现在远处的草场上，也会成群结队地通过道路，过往车辆必须停下来给它们让路，车里的人们可以近距离观察，马儿最好看的部位是眼睛，恬静而深情，看一眼就会被吸引，一路风尘的疲劳感也会减轻许多。可意外的惊喜却是在奎屯，入驻的酒店有粤菜提供，端上来的白灼菜心竟堪比广东的五星级酒店。是不是管理方从广东请来大厨坐镇？亦或是哪位新疆小伙儿久怀凌云志、岭南去学艺的成果？遇见美食，对于奔波一天的游客来说总是好事。

喀纳斯到了，可在禾木停留时间更长。那里的树不如伊犁多，但山峦叠嶂，绿树点缀其间，从观景台上望去，又是别样的韵味。小巴带我们进山，发动机刚启动，司机就开始播放歌曲，曲目很老，但当第一次听到它们的时候，自己也正值青春年少，现在听到，发际间已有了些许银丝，不变的倒是和少年时一样的那颗向上的心。

东疆有景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去的不多。哈密有同学，从乌鲁木齐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天山山脉东段行走，行车不久，绿植渐渐变少，但可以看到点点绿洲上的大片农田，颇为壮观。在乌鲁木齐市内常常可以看到“奇台拌面”的招牌，奇台就掩藏在这些绿洲之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的美名开始向四面传播开去，太太是面粉“鉴定专家”，虽不在新疆生活，新疆面粉却是她的首选，我查看面袋表面，常能看到“奇台”二字。看西疆的景，品东疆的面，不论身处何方，精神和物质总能把新疆和我联系在一起。

新疆美景不可周至，更多的是欣赏于网上。“万方乐奏有于阗”，看到游客在河道上扫捡可能出现的玉石，但资料上说，那一带也是古代佛教传播的站点，地下会有许多珍贵史料有待发现吧；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里总是中国人的创举，引旅游博主纷纷前往体验。每隔一段都有一个水站，由专人值守。出镜的几位值守人来自内地，他们向博主诉说喜悦和烦恼，最思念的是身在远方的亲人，最喜悦是踏上归乡之旅的那一刻。他们是沙海公路上的一环，微小但不可或缺，“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庸俗的客套语用在这里是字字保真的。

写新疆的美景是要完成一篇文章，可在运笔时，过往的美妙经历不断地被调动出来，下笔的速度随着心绪的起伏而变化，伏案前的无聊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离案时又分明带着轻松的愉悦，也许这就是创作的一个小小的回报吧。

左宗棠平疆发生在十九世纪，国际间，十九世纪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比的是谁的胳膊粗，谁的拳头硬。焦点之一是从大海时代就开始的殖民地争夺。16世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世纪，17世纪的荷英法加入竞争 ，18世纪，日耳曼语族的英国和罗曼语族的法国对决，英胜法败。法国大革命，英国称雄，俄国败拿破仑建功，也跻身欧洲大国行列。

葡西荷英法主要争夺海外，俄国着眼于陆路东扩。到1581年（明万历九年），其领土已扩展到乌拉尔山以西、里海以北，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到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俄罗斯几乎将整个西伯利亚吞并，英法在争夺印度期间，俄罗斯又占领楚科奇半岛和勘察加半岛，到1800年（清嘉庆五年），俄罗斯势力在东北已达外兴安岭、中部达贝加尔湖以南与蒙古接壤，西北方向，从1598年开始，从图拉河畔的维尔霍图里耶（Верхоту́рье）开始，沿东南方向一直到哈萨克平原地带，建立一系的军事堡垒，作为扩张基地。清康熙年间，这些堡垒已达巴尔喀什湖以北和阿尔泰以西地区，俄国继续向南，越哈萨克原进入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态势明显（《Atlas Der Weltgeschite, Bechtermünz Verlag, 1997》）

英法在北美和印度进行缠斗，北美方面，法国本来形势不错，”新法兰西“的领土从圣劳伦斯湾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墨西哥湾，包括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大湖区和路易斯安娜；印度方向，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晚64年，但到18世纪中期，法国在印度南部和东南部已建立许多据点，实力可观。但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丧失殆尽，英国取得绝对优势。因为这场战争范围广，参与国家多，影响深远，有时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Wolrd War Zero)。

法国不甘心，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枪给钱给人，美国独立，法国起到关键作用，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法国大革命，英国同俄罗斯等国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最终击败拿破仑，此后，法国政局一直不稳，频繁革命，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达到高潮，随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国家才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实力已大不如前。

从拿破仑倒台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罗斯扩张方向是向西南，拿“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开刀，主要目的有二：控制黑海，夺取黑海出海口，将俄罗斯的势力拓展到地中海和大西洋；鼓励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将这一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巴尔干地区最先起义的是塞尔维亚人（1804-1817)，希腊人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帮助下，通过八年的战争获得独立(1821-1829),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还在1828年进行战争，俄军攻入巴尔干半岛，势力深入多瑙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地区，但俄罗斯的攻势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后严重受挫，黑海非军事化，俄国被迫将比萨拉比业归还给摩尔多瓦并放弃对多瑙河流域各公国控制权。 黑海方向受阻，俄国的扩张转向东，这是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

英国在印度战胜法国，但全面控制印度用了将近一个世纪，1857年春发生印度兵变，英国镇压后，于1858年正式将印度并入大英帝国，其势力直达中亚，这样便与正进军中亚的俄国发生利益冲突。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或为帝国边疆或豪强并立，但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枭雄辈出，常引发周边的剧烈振荡。由此西去可以据安那托利亚高原窥伺欧陆，东越天山和帕米尔可占天山南北进而威胁中原帝国，尤其向南，越兴都库什入旁遮普，占印度河平原，进而控制整个印度次大陆。上述情景在历史上均有发生。 大约在明代中期，在阿姆河锡尔河绿洲及费尔干纳盆地，逐渐形成主要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均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罗斯对中亚展开攻势力，到同治初年，打败上述三国，将其列为自己的附庸国，也曾试图进攻伊犁地区（1862年），中国的边疆危机初见端倪。

道光三十年，天王金田起事，不到三年占领南京，1864年夏，天京陷落，天王死，他的事业延续13年，但余波甚巨，陈得才赖文光北上（1861-1863），陕甘震动，连累新疆，南路东四城：库车、阿克苏、焉耆、乌什，西四城(除英吉沙外）：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尽失（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20-24），金相印从浩罕迎张格尔子布素鲁克入疆，阿古柏随之，竟鹊巢鸠占，取南疆，占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与俄国英国甚至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联络以自固，俄国又趁机袭占伊犁，如果此时清政府再不出手，星星峡以西恐久为外域矣！

于是就有了左季高抬关西征的壮举。“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巨坚为己任，至愚极陋亦不出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页３００）

豪言已书之于青史，遥想收复之艰辛和坚忍，笔者亦不免为之动容，左公之高大形象总会长久驻于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