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的英文报纸，1832年5月首次出版，1851年12月停刊，历时近二十年，大量报道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在京和地方高级官吏的奏折全文翻译、皇帝以廷寄或上谕形式做出的答复和由皇帝就特定问题向特定大臣发出的圣旨翻译件。这些重要的机密文件如何流出已无从知晓，但重要政策尚未颁布，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过程即被提前泄露非同寻常，令清朝在对外交涉中常常处于被动。

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请求朝廷驰禁鸦片，道光帝下旨（廷寄），让在广东的总督巡抚和粤海关督讨论并汇报；1838年6月2日，由鸿胪寺卿黄爵滋提交《奏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道光帝非常重视，扩大了讨论范围，以上谕的形式要求将黄的奏折发东北三将军及各地有上奏权的督抚奏议，结果是半年之内决定禁烟，年底，道光帝召见林则徐，第二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

《中国丛报》将许乃济和黄爵滋的奏折都翻译并刊登出来，在许的奏折翻译件中，日期是1836年6月2日，而在《筹办夷务始末》中该奏折标注的是6月10日，按照《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说明》，“所有折片都按到京日期排咧”，6月10日可能是军机处收到日期，而翻译件所据是6月2日的奏折，早于军机处收到日期。黄爵滋奏折翻译件虽未标注日期，但这期报纸的发行时间是在1838年9月，即在奏折上报3个月后，林则徐到京面圣的3个月前，关于鸦片政策仍在讨论当中，说明《中国丛报》有及时可靠的信息渠道，且信息准确性极高。

还有一份耆英关于驰禁天主教的重要奏折也被刊登出来。1844年秋，《中法黄埔签约》签订后，法方代表拉萼泥多次请耆英去征得皇帝的允许，解禁天主教，耆英为尽快了事，便答应下来。在奏折中，他向道光帝说明并非要真的解禁，只是给拉萼泥一个圣旨让他回国交差，关于解禁的政策也只是在国内小范围公布，但法国人却如获至宝，在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法方正是根据这条圣旨要求正式解禁天主教，令主持谈判的桂良非常被动。

《中国丛报》登载的圣旨还有一些，如琦善关于广东防务的奏折，甚至还有大臣之间的通信，可见当时清朝对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表现不佳。

到了咸丰朝，圣旨泄密事件并未停止，1859年1月，桂良奏，收到英使额尔金交来的从广东收到的圣旨一件，内容是要求广东组织地方团练，将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驱赶出去。该圣旨有不少漏洞，不一定为真，咸丰帝自己就不承认是出自己手。其中有“攘夷狄而尊华夏”字样，满人在在入关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咸丰帝在圣旨中使用这样的词汇令人费解。但是，他确实指示过广东举办团练，骚扰联军，配合天津谈判，其中部分词句出现在额尔金收到的这份可疑奏折中，说明团练相关的真实圣旨也在一定范围内遭到泄露。

1958年1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抢走两广总督叶名琛档案，道光帝和广东方面往来的多份奏折中文抄件被泄露，这些抄件再被英方用于谈判当中，致耆英身死，更是骇人听闻了。

奏折泄露事件到了同治年间仍有发生，1867年，与英美法俄签订的《天津签约》修约在即，6月，恭亲王提请朝廷要求官员展开讨论，曾国藩于12月上奏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料内容被泄露，登在报纸上，1868年6月，曾国藩专为此事向朝廷自请处分；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朝廷向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发出密寄，即只发给刘本人机密圣旨，要求提前戒备，不料该密寄被英国驻九江的领事得到并寄送北京的驻京公使威妥玛，由威妥玛转交恭亲王，朝廷才知道此事。

恭亲王要求大臣事关对外交涉文件应格外注意保密，说他经手的重要奏折都由军机处章京“亲自缮写，不假胥吏之手”，就是说经手的胥吏有泄密的嫌疑，但经手的章京是不是就靠得住呢？

读史避祸，这是笔者的一个观点，尽管有些祸无论如何也避不过去。1858年春夏，清政府和英法美俄在天津谈判期间，耆英因英方出示在广州截获的奏折而受到惊吓，未提前请示便匆匆离津，引发咸丰大怒并赐耆英自尽。以耆英的资历和精明得此结局，笔者是万难理解的。

耆英是宗室，努尔哈赤家族后裔，出身贵胄，官运自然亨通，担任过步军统领和盛京将军等要职。1842年8月9日，璞鼎查兵临南京城下，耆英和伊里布按道光帝指令开始与与英方谈判，20天后约成。

他接着南下虎门，和英国人商谈关税事宜。道光帝希望他在广东多停留一段时间，以便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对其官职也做相应调整，在南京期间是两江总督，南下时授钦差大臣，1844年，授两广总督，1848年奉调回京，前后在广东任职长达五年之久。耆英在广东期间，除《虎门签约》外，还相继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影响深远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因为谈判过程中不少事项属重大原则问题，耆英与道光帝之间有为数众多的折件往来。在广东期间，他发往北京的奏折不仅军机处有保存，在两广总督府也有抄件留存。1857年1月初，英法联军攻入广州，截获由叶名琛保管的两广总督档案，英方翻译威妥玛将部分文件译为英文，其中包括一份耆英写的奏折，日后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致命影响。

1858年5月30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这时距耆英回京十年之久了。6月1日，咸丰帝谕桂良和花沙纳便宜从事，前往天津，6月2日上谕：”耆英著赏给侍郎衔，办理夷务。“

桂良一行6月2日到天津，4日见英使额尔金，6日见法使葛罗和俄使普提雅廷，7日见美使列卫廉，耆英本人8号到天津，9号见英使被拒。

关键时刻发生在11日，李泰国和威妥玛到桂良寓所，花沙纳、耆英在场，二人出示耆英在广东期间给道光帝的奏折，并据此指责清政府并不诚意谈判，还对外方怀有深深的蔑视之心。

对照额尔金私人秘书对该奏折片断的英文翻译节录去查找中文奏折原文，笔者发现这份关键的文件是指1844年11月1日，耆英由广州发出的奏折，大体总结了《南京条约》以来自己与英美法代表交往心得，奏折很长，李泰国宣读的大致是这一段：“......所以抚绥羁糜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之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

上述引文当中，虽有”夷人“”外番“歧视之词，但所论也仅限于外交策略，即便有诡道成份，于谋国大臣也是正常。耆英只须沉着冷静，据理解释即可，不必过于恐慌而乱了方寸；再者，该奏折是由于叶名琛档案被抢才被泄露，并不是耆英的责任。

要命的是咸丰帝不满于道光朝的软弱对外政策，对当年主持谈判的耆英很是厌恶。尽管如此，派耆英去天津是要利用他当年与外方谈判的经验，帮助桂良在天津谈判中取得预想成果。

耆英久居京城，又是宗室，对皇帝的这些心思多少应该有些了解，在谈判未有进展之前应谨慎小心才是，可是，当谈判遇到意外情形，不但不请旨离津，还先到通州与负责京津防务的皇帝重臣僧格林沁会晤，咸丰帝的愤怒和猜忌可想而知。

天津的谈判室里没有刀枪，但也是战场，不管困难几重，结果如何，耆英都应与桂良花沙纳共进退，成功了，可以减轻皇帝对自己烦感，避免杀身之祸，失败了，皇帝会把主要责任推给桂良，耆英连同受罚但不至身死。

徐向前元帅指挥运城、临汾战役，在最后的关键阶段，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要求前线指战员再坚持五分钟，赢得重大胜利，耆英没有熬过在天津艰难的”五分钟“，结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鸡鹿塞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的狼山脚下，因为《汉书》记载匈奴单于两次从这里越山向北，第二次还带着王昭君，所以很有些名气，我也曾自驾专程前往。据考古专家说那是一处军事要塞，位于一个山口的右侧，除了一些石彻的土台，四周光秃秃的，如果没有标牌，绝不会想到这里曾有历史名人经过。

中国人熟悉匈奴，因汉武帝追打匈奴，因五胡乱华匈奴为首。匈奴为中原之患起源很早，到战国时期越发严重，以秦始皇之威，派出名将和大军出击也没有解决，西汉初期，匈奴威胁达到顶点，刘邦英武，也被围在白登山，几乎丧命，只好和亲，把皇室公主送予仇敌。
从史书上看，汉匈战争贯穿两汉，匈奴自身不断分裂，逐渐融入中原社会的为南匈奴，分布于西面的河走廊、沿河套和长城一直到东面的燕山山脉及大兴安岭南部一线，五胡中的匈奴即是指南匈奴而言。北魏建立后，位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西北部存在匈奴族建立的两个政权：夏和北凉，与北魏长期并立，北魏于431年灭夏，439年灭北凉，名义上结束了五胡乱华，但在524年发生的北魏“六镇之乱”中，领头的破六韩拔陵又是匈奴族。进入隋朝后，关于匈奴的记载就很少了，结合司马迁记载，匈奴民族和中原王朝的恩怨持续至少在千年以上。

可奇怪的是，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中，匈奴的墓葬很少，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考古专家在外蒙古色愣格沿岸的诺彦乌拉发现一批匈奴墓葬群，出土许多汉代器物，其中一只刻有“建平五年”的漆耳杯，建平是西汉末年汉哀帝的年号，说明当时双方之间保有联系。

还有北匈奴的分布和去向也有许多待解之谜。通过学者研究知道，匈奴受汉朝打击后，一部分越阿尔泰西去，其中由阿提拉领导匈奴人一直打到欧洲，更多的从北到俄罗斯草原、高加索山脉、中亚，南到印度北部分布开去，融入到当地的社会，至今没有单独以匈奴命名的民族了。

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到北匈奴的动向，本以为首创，但后来看到一位晚清道光年间在华的外国人写的文章，才知此识为非。北匈奴西迁是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课题，以笔者粗浅了解，欧洲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研究著作很多，中文读者对匈奴有更深入了解还需学人更多译介。

自五胡乱华发生后，直到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混乱的政局才大致稳定下来。这时的北魏类似三国的曹魏，强大到可以统一北方但不足以统一全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在524年（一说523年）北魏发生“六镇之乱”，持续十年，不仅直接导致北魏分为东西，而且因叛将侯景南逃引发“侯景之乱”，梁武帝应对无方，境内大乱，政权很快被弱小的陈朝取代，不久，北周灭陈，隋唐踵之，可以说“六镇之乱”是结束中国近三百动荡，由衰转盛的历史大事件。

所谓“六镇”是北魏为防柔然，从内蒙西部到河北北部建立的六个军事防御据点，从西到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其实怀荒东面还有一个御夷镇，加起来一共是七镇。 西魏八位柱国大将军中，来自武川镇的就有五位，宇文泰、李虎、独孤信最为有名。宇文泰是北周奠基人，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祖父，唐太宗李世民的曾祖；鲜卑族独孤信四女嫁李昞，为李渊之母，李世民祖母；七女嫁后来的隋文帝杨坚，隋唐皇室有鲜卑血统。

武川镇在今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离呼和浩特不远，自驾时专门前去参观，遗址是没有的，只在”北魏重镇武川“石碑前留影后就离开了，印象深的倒是阴山，山形突兀，有点凶巴巴阴森森样子，山那边就是让山这边头疼的匈奴胡虏，北魏的创立者鲜卑打山那边进来，为了防患，也像秦汉一样在山前排兵布镇，传给我们“六镇”的名字。

武川镇名气大，但“六镇之乱”却从最西边的沃野镇开始，首倡者名字也特别：破六韩拔陵，开始的时候武川镇将也不是主角，鲜于修礼和葛荣出自怀朔镇，杜洛周是柔玄镇的，这些人都以惨烈的方式死去了。风云际会，后来出自武川镇的杨家统一中国，建立隋朝。

如果隋炀帝不胡来，隋朝气数不会如此短暂，即使隋末天下大乱，由隋炀帝提拔的胡人王世充很会打仗，隋朝速亡实非易事，只是他遇到不世出的李世民才走厄运，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对李世民的军事胆识和实践印象极深，李渊得天下是李世民一人之功，此说并非虚言。

公元627年是唐太宗贞观元年，距“六镇之乱”已一百多年，当年前赴后继的豪杰早已作古，而出自六镇之一武川镇将军的一位后裔登上皇位，开启一个威名与汉朝并立的封建王朝。

沙勿略全名Francis Xavier，1506年4月7日生，西班牙人。1534年8月15日，耶稣会在巴黎成立，他是七位创始人之一。1542年被派往亚洲，先后在印度、马来半岛和日本传教。一直想到中国传教未果，于1552（明嘉靖三十一年）12月3日在广东上川岛病逝。三十年后，即1582年（明万历十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澳门。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初情形不妙，德国人路德于1517年发布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会腐败，倡导宗教改革，影响到天主教和教皇的权威。耶稣会站在教皇的一边并得到教皇的支持，他们随西班牙殖民者到美洲传教，收获了许多印第安人信徒，也给他们带去了欧洲的疾病并参与蓄奴和奴隶贸易。

耶稣会在中国的活跃期集中在万历、崇祯、顺治和康熙三位皇帝统治时期。利玛窦以一己之力成功吸引到以徐光启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吏的皈依，他的后生同道继续努力，成就斐然。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起到关键作用，其影响力到康熙时期达到顶峰，沙勿略地下有知，可以感到欣慰。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天主教借助英法武力余威激进发展，但过程并不顺利，教案频发，直到清亡，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不少传教士也死于非命，这些，又是出沙氏意料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