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平疆发生在十九世纪，国际间，十九世纪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比的是谁的胳膊粗，谁的拳头硬。焦点之一是从大海时代就开始的殖民地争夺。16世纪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世纪，17世纪的荷英法加入竞争 ，18世纪，日耳曼语族的英国和罗曼语族的法国对决，英胜法败。法国大革命，英国称雄，俄国败拿破仑建功，也跻身欧洲大国行列。

葡西荷英法主要争夺海外，俄国着眼于陆路东扩。到1581年（明万历九年），其领土已扩展到乌拉尔山以西、里海以北，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到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俄罗斯几乎将整个西伯利亚吞并，英法在争夺印度期间，俄罗斯又占领楚科奇半岛和勘察加半岛，到1800年（清嘉庆五年），俄罗斯势力在东北已达外兴安岭、中部达贝加尔湖以南与蒙古接壤，西北方向，从1598年开始，从图拉河畔的维尔霍图里耶（Верхоту́рье）开始，沿东南方向一直到哈萨克平原地带，建立一系的军事堡垒，作为扩张基地。清康熙年间，这些堡垒已达巴尔喀什湖以北和阿尔泰以西地区，俄国继续向南，越哈萨克原进入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态势明显（《Atlas Der Weltgeschite, Bechtermünz Verlag, 1997》）

英法在北美和印度进行缠斗，北美方面，法国本来形势不错，”新法兰西“的领土从圣劳伦斯湾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和墨西哥湾，包括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大湖区和路易斯安娜；印度方向，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晚64年，但到18世纪中期，法国在印度南部和东南部已建立许多据点，实力可观。但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丧失殆尽，英国取得绝对优势。因为这场战争范围广，参与国家多，影响深远，有时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Wolrd War Zero)。

法国不甘心，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枪给钱给人，美国独立，法国起到关键作用，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法国大革命，英国同俄罗斯等国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最终击败拿破仑，此后，法国政局一直不稳，频繁革命，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达到高潮，随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国家才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实力已大不如前。

从拿破仑倒台到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罗斯扩张方向是向西南，拿“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开刀，主要目的有二：控制黑海，夺取黑海出海口，将俄罗斯的势力拓展到地中海和大西洋；鼓励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将这一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巴尔干地区最先起义的是塞尔维亚人（1804-1817)，希腊人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帮助下，通过八年的战争获得独立(1821-1829),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还在1828年进行战争，俄军攻入巴尔干半岛，势力深入多瑙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地区，但俄罗斯的攻势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后严重受挫，黑海非军事化，俄国被迫将比萨拉比业归还给摩尔多瓦并放弃对多瑙河流域各公国控制权。 黑海方向受阻，俄国的扩张转向东，这是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面临的一个重要背景。

英国在印度战胜法国，但全面控制印度用了将近一个世纪，1857年春发生印度兵变，英国镇压后，于1858年正式将印度并入大英帝国，其势力直达中亚，这样便与正进军中亚的俄国发生利益冲突。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或为帝国边疆或豪强并立，但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枭雄辈出，常引发周边的剧烈振荡。由此西去可以据安那托利亚高原窥伺欧陆，东越天山和帕米尔可占天山南北进而威胁中原帝国，尤其向南，越兴都库什入旁遮普，占印度河平原，进而控制整个印度次大陆。上述情景在历史上均有发生。 大约在明代中期，在阿姆河锡尔河绿洲及费尔干纳盆地，逐渐形成主要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均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罗斯对中亚展开攻势力，到同治初年，打败上述三国，将其列为自己的附庸国，也曾试图进攻伊犁地区（1862年），中国的边疆危机初见端倪。

道光三十年，天王金田起事，不到三年占领南京，1864年夏，天京陷落，天王死，他的事业延续13年，但余波甚巨，陈得才赖文光北上（1861-1863），陕甘震动，连累新疆，南路东四城：库车、阿克苏、焉耆、乌什，西四城(除英吉沙外）：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尽失（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20-24），金相印从浩罕迎张格尔子布素鲁克入疆，阿古柏随之，竟鹊巢鸠占，取南疆，占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与俄国英国甚至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联络以自固，俄国又趁机袭占伊犁，如果此时清政府再不出手，星星峡以西恐久为外域矣！

于是就有了左季高抬关西征的壮举。“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巨坚为己任，至愚极陋亦不出此。”（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页３００）

豪言已书之于青史，遥想收复之艰辛和坚忍，笔者亦不免为之动容，左公之高大形象总会长久驻于心间。

辛亥革命，内地政局不稳，边疆亦受影响。革命党人在迪化（乌鲁木齐）和伊犁举事，迪化失败，伊犁成功，旋与官方达成协议，经北京袁世凯批准，由杨增新任新疆都督，这是1912年的事。

杨增新（1864-1928），云南蒙自人，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外放后先到甘肃后到新疆，在甘期间，曾任河州（今临夏）知州，兴农办学，政声颇佳，也培植了不少个人势力（如他死后继任的新疆省主席金树仁）。

杨增新在1912-1928年主政新疆凡16年，从现有的史料看，对他的评价差异很大，但在他治下，新疆局势相对平稳乃是共识。除他个人能力外，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重要因素。 北洋政府上台后，军阀林立，战争频仍，包括直皖战争（1920）、两次直奉战争（1922/1924）、江浙战争（1924）和反奉战争（1925）。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反袁护国战争（1915-1916）及著名的北伐战争（1925-1926）。战事如此之多，北洋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新疆内部事务；又，十月革命以后，俄国（1922年“苏联”成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掌权，但旧势力仍不服输，各地叛乱多发，红军忙于镇压，对中国西北边疆的渗透力度减小，国内国际的这些变化有利于杨增新专注于新疆内部的治理。

樊耀南（1879-1928），湖北公安人，早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推荐去日本留学，1904年入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1908年归国。他到新疆任职两次，第一次是1910年，曾任新疆审判厅厅长，第二次是1917年，樊耀南被大总统黎元洪赏识，经他授意，北洋政府任命樊耀南为阿克苏道尹，杨增新改派为迪化道尹，后官至军务厅长、外交署长。1928年7月7日，在迪化举办的俄文法政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杨增新遭枪杀，樊耀南、张纯熙等人经短暂审问后被虐杀，整个事件前后持续仅四个多小时。因1928年是民国十七年，事发七月七，所以，此事件又被称为“三七政变“。 
樊耀南为什么要杀杨增新？1987年出版的《新疆简史》认为主要源自权斗，杨对樊不放心，又拉又打。拉：助其子在京上学费用；打：授予高职不给实权，不允许回内地。也有史料记载，杨在私人谈话中谈及樊，说是“养了一只虎”，而樊在家信中对杨之施政亦多有愤激之语云云。但上述说法仍不足以说明樊举的全部实况，樊临死前的口供不见，《新疆简史》仅引用《徐旭生西游日记》，即如资料权威宏富的《新疆风暴七十年》也未见系统详实的证据，当时就有传言说是金树仁指使，也有说苏联人参与其谋，均无有力史料支撑，真相究竟为何可能要成为千古之迷了。

“三七政变”的具体细节仍以徐的日记为详：“蓝衫人（服务员）入场取手枪向杨将军放，杨共中七枪，立时殒命，杜旅长亦死，阎厅长受伤...（杨增新）的副官长奔入室中，见杨将军受伤，想上去背他出出，受伤亦死。”曾做过新疆民政厅长的邓翔海著有《闲话新疆》一文，所记亦有宝贵之补充：“杨正与人拇战（划拳），张纯熙忽持酒瓶捺在桌上，硼然有声，众皆惊骇。樊急问张曰‘酒菜都预备好否？’对曰‘预备好了’。于是攀杯与苏联领事对碰，作为动手之暗号，飞弹遂机穿珠而至。杨氏身中要害，犹怒目厉声曰‘干么’，遂中七弹仆，同席诸人夺门而出。樊临出门校门时，犹对杨胸口飨以两弹，遂气绝。”

关于中弹枪数，徐记七枪，邓记九枪。盖二者听他人描述，所言有别，遂记录有所不同。

杨增新身死之时，继任的金树仁能力有限，哈密改土归流失当、“小堡事件”乱起，引马仲英两次入新，加之金的部下做乱，金树仁下台，盛世才上台。

盛世才（1892-1970），辽宁开原盛家屯人，与樊耀南的履历有相似之处，都是留日派，樊出自早稻田大学，盛就学于陆军大学，均为日本名校，陆大声望尤著。据盛世才同乡朗道衡记述，当时入陆大除盛世才外，还有杨杰和王树常，即中国学生仅三人（《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2辑页164）。
实际上，这是盛第二次赴日留学，第一次是在1917年，入日本明治大学，五四运动后返国，入李根源于广东韶关军校，算是弃文从武，毕业后到奉军郭松龄部任职，郭赏识盛，嫁自己的干女儿予盛，又送二人赴日留学，盛这次进入陆大学习。1925年，郭反奉被杀，盛世才在日学费无着，赖蒋介石等人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返国后，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30年秋前往新疆。
同樊耀南一样，盛到疆后，颇受金树仁等人的猜忌，直到马仲英入疆后才有机会带兵，在乱局中占得先着，成为自杨增新后的第三位在新疆实际主政之人。盛世才1944年离任， 辗转去往台湾，算是全身而退，个人结局较樊耀南为佳，但因主政期间手段残忍，仇家过多，1949年5月，兰州发生凶案，其岳父一家被杀，家族结局远非圆满。

高官厚禄，众人之所欲，然诈智斗心，福祸旦夕，君子明道，可不慎欤？！

清道光帝在位三十年，最令他头疼的就是鸦片战争。

如果从1840年6月懿律率军到达广东洋面开始，直到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持续约两年，如果从林则徐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开算，时长约三年。可对于道光帝来说，这个时长将近二十年。他开始了解此事至少要上溯到道光九年（1829），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在奏折中即提到严查英商携带鸦片进口一事（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页3），他结束对此事的处理要到1847年1月9日的上谕，答复浙江巡抚梁宝常，说英军从舟山撤走（1846年）并不是地方官员的功劳，拒绝给予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六，页3055）。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1836年，道光帝下旨，要求高级官员就朝廷的鸦片政策发表意见，严禁派约26人，弛禁派不到5人，严禁派占绝对多数，道光帝站在严禁派一边。1838年，林则徐54岁，“11月18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卷上，页295），1839年3月10日，林到广州，八天后，命令在粤外商缴烟，6月3-13日，虎门销烟。道光帝朱批：可称大快人心一事。

1840年夏，义律和懿律带兵北上天津投书，琦善接待，随后，道光帝对林态度大变，：”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一，页393）；9月17日上谕，派琦善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事件。琦善的抚夷之策也不奏效，还擅许香港给英国人，被广东巡抚怡良“告发”，道光帝大怒，圣旨用词之严厉少见。”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叶名琛档案册一，页33，抄件），再派奕山、杨芳到广州再战，败，再派耆英、伊里布出马，仅以白门之约收场。

林则徐在遭贬后到入疆前的经历相当曲折，旨意多次变更。1840年9月28日，琦善署理两广总督，1841年4月，“赏林则徐四品卿衔驰赴浙军营”（《道光朝东华录》卷四三）。到浙江不久，上谕，林则徐遣戍新疆（新疆正式建省于1884年），8月19日，又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效力赎罪。9月30日，林到开封；1842年春，皇帝仍坚持将林发配伊犁。林则徐经洛阳、华阴（游华山）到西安，停留三个月，8月11日从西安出发前往伊犁，12月10日到达伊犁惠远城，用时四个月（《南京条约》在于8月29日签订），途经乾州、泾州、平凉白水驿、兰州、古浪、凉州（武威）、永昌水泉驿、山丹县、张掖、高台、肃州、嘉峪关、玉门、哈密、奇台、阜康、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赛里木湖、果子沟，一路风尘，从上述地名之多之广即可见一斑。1845年12月2日，道光帝重新启用林则徐，任命他为署理陕甘总督。林于12月9日从哈密启程，12月20日在玉门接到圣旨，命他不必来京，直接赴任即可，这时距他到达伊犁已有三年有余了（上述日期均为公历）。

其实与林则徐同被发往新疆的还有他的搭档、也曾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是南京人，嘉庆六年进士，来粤前曾任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史和安徽巡抚，1835年8月，调任两广总督。1836年关于鸦片政策的大讨论中，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联名上奏，赞同许乃济的弛禁看法，并共同拟定了九条具体措施，大意是对鸦片买卖课税、不许私售、海船运销鸦片发给执照、不许官员士子兵丁吸食鸦片（《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一，页5-10)。 《清史列传》记邓廷侦，不见上述内容，但林到粤后，表示朝廷决定禁烟之决心，他极力配合，销烟之举，有他的努力在内。
邓廷桢先调云贵总督，再任闽浙总督，1841年春，防堵不力，朝廷降罪，“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思之殊堪痛恨！著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为废驰营务者戒“（《清史列传》卷三十八），其实这道上谕也包括对林则徐的处罚，1841年6月28日上谕：“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册二，页1055-1056）。邓廷桢先到伊犁，林则徐快到时，他书信告知已为林的生活做了相应的布置。邓也先被重新启用，后任陕西巡抚。

伊宁市有林则徐纪念馆，早年访友顺便前往参观，林文忠公虽艰辛备尝仍精神不堕，笔者深表敬佩。

乌鲁木齐有条渠，叫和平渠，我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说我早年曾在渠边生活了近十年，陌生是说仅知道从铁路局到三宫这一小段，紧挨太原路，大约三公里，而网上说，该渠总长46公里。我那个时候，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放水断水的时间记不情了，但夏天总会有水，且水流速度快，小朋友总想下水嬉戏，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不像现在，渠的两边没有加装护栏，在渠边玩耍如不小心会掉进水里，加之渠底和两侧长有不少青苔，湿滑，站不稳，在水中跌倒，顺水而下，小命就难保了。尽管家长千叮咛万嘱咐，淹死几个小孩儿这样的事总有听闻。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一旦落水，如果能撑一会，飘到三宫一带的换水池，水速放慢，就可能活着上岸。对我来说，这渠也有它的好，这里是“毁灭证据”的好地方，比如我写了几天日记，感觉不太好，又不想被大人发现，就把笔记本里写日记的几页撕下来，傍晚时分来到渠边，把日记再撕几次扔到水里去。无聊的时候，在渠边听听哗啦哗啦的渠水声也觉得有意思；冬天渠里没有水，大雪将整个渠道盖住，穿上棉袄，戴上棉帽，脚蹬棉鞋，直接在渠底的积雪上走起来，咯吱咯吱的。四周夜色，路灯映衬，冷风阵阵，拍打脸颊，幸有繁星点点，月色罩影，诗意暖心。

乌鲁木齐有座桥，叫二道桥，位于天山区，桥早已被拆，那一带逐渐形成繁华的商贸区，特色之一是经销少数民族商品，国际大巴扎就位于这一区域。二道桥一带在我小的时候就很热闹，我们住在新市区，活动的范围大约南起红山，北到飞机场，二道桥那边并不是经常去的，一是没钱，二是路远，但是父母总有带我们去的时候。那里真“香”啊，羊肉香、孜然香、用于烤肉的烧碳“香”，真是“十三香”。 来到二道桥主要是吃烤羊肉串儿，即使单串儿价格不高，父母也不会多买，一次买五串，我和哥哥分着吃。我觉得孜然是烤羊肉串儿的灵魂，维吾尔小伙将几串儿并在一起，娴熟地在火上翻烤，等撒上孜然那一刻，入鼻的香味才算正宗和完整。上中学的时候，也和同学们一起去二道桥，买好肉串儿，就在路边吃起来，嘴边沾着油腥和孜然辣椒渣儿，却一点儿也不在意，还有说有笑的，青春年少，好不快活。

乌鲁木齐有座山，叫红山。山不在高，有塔则灵。红山不高，不到千米。山上有塔，有灵与否，不得而知，然眷恋故乡之情感则与之相系。那是春游的好去处，老师在课堂上一通知，兴奋和激动就灌满教室。出发前装点干粮，素衫素裤加小球鞋，那也要穿戴整齐，有几个同学还特意带上太阳镜。校车？专车？都没有，只有公交车。大家上车后就开始叽叽喳喳，到站后，老师大着嗓门儿喊我们下车，临了还特意再向车内扫几眼，看看有没有忘记下车的同学。这是位女老师，年纪并不大，和我们住在一个区，生活条件都差不多，但春游的路上她对我们照顾有加，生怕出点什么事情不好向我们的父母交待。红山山顶有些陡，经常到听到老师招呼同学们小心脚下，不要摔下去。天气很好，我们照了许多相片，这些相片到现在我还留着，偶尔看一下，开心。

乌鲁木齐有一群人，叫口里人，泛指从新疆以外其它省份迁入的居民，在我小时候居住的小煤矿上，就已经有不少口里人了，我家就是口里人，邻居是浙江人，父母的同事中还有河南、山东、四川、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的口里人。早就听说美国有“大熔炉”（melting pot)之称，言其人口由多国多民族多语言等不同背景之移民构成，如此说来，新疆也算一个大熔炉的，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讲着不同的方言，带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在生活观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有好处，在日常相处中，相互观察和学习，引发好奇、思考和模仿，时间久了，好像身上自带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

我们都喜欢四川人。为啥？他们做得饭好吃啊！中午放学，回到家已是饥肠辘辘了，各家也开始做饭，最香的还是要从四川同学家里飘出来的；四川人乐观，什么难事苦事用识别度很高的四川话说出来，就天边飘来六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了。上海同学精明又聪明，鬼点子多，我们这些北方孩子是“斗”不过的，穿着也洋气，很有海派的“腔调”，学习乐器也快，拿起吉它拨一曲，引发我们的羡慕。浙江人善于模仿且有生意头脑，比如西北常见的小吃凉皮儿，要好的浙江同学的妈妈先学会怎么做，然后拿出去卖。高中那会儿，我常去他家串门儿，一进屋就闻到浓重的面筋和各种调味料的味道，他的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他的父亲也经常在旁边帮忙。那时工资不高，但凡有点手艺可以卖钱，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进项。

新疆食香馕，岭南嚼荔枝。相隔万余里，大雁寄乡思。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再次回到故乡。听说有的退休大叔，为打发时间，手握免费公交卡，随意上得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再坐回来，看看人群，望望街景，大半天就这么过去了。我也这样来一回吧，机场上车，一直坐到三甬碑。迎宾路还是这么挤，北京路上的车更多了，小时候常见的老解放再也看不到了。这是八楼，当时是乌鲁木齐最高的楼，现在改叫昆仑宾馆了。二道桥站到了，除了普通话，还加上维吾尔语播报，新疆就是这个味儿。烤羊肉的香气钻进鼻孔，这味儿倒是没变，但和同学聚会时，发现烤的花样变多了，什么架子肉、馕坑肉、黄面烤肉、红柳烤肉，闻起来很香，但已经吃不动了，只能望肉兴叹。终点下车，打车回家，路过和平渠，渠里没水，护栏很长，车水马龙，我不好靠近，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此话说得有些过，但强调老师对个人成长的作用则形象且实质。韩昌黎名言：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言传授专业知识乃师之第一要务，老师的业务能力要强，肚子里要有干货；解惑者，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所以，要想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学得实在的专门知识，为将来谋身立业得一坚实之技能，非名师之助不可得也。然名师岂可易得？或束脩奇高，或难以靠近，或不知有此名师，或当面为名师所拒，入名师之门可谓难矣哉！名师在何处？古代，在朝在野，在山间在江畔，在富邑在僻壤；现代，均聚于名校矣！如不入名校，遇名师的机会锐减，学习的道路注定艰辛，小学中学大学均是。

我曾入小学中学大学，大学是名校，小学中学不是，小学在煤矿上，老师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业务素质低，自然学不到什么，但那时课业少，玩耍多，过得也算快乐。中学转到市里的企业子弟学校，当然也不是名校。初中三年溜溜达达地过去，学习实况在记忆里留存很少。但高中三年，如有神启，学习进步飞快，思维活跃，精力充沛，高考一战，“射门”成功，除自身努力，实在离不开不是名师的老师们的帮助。

高中老师以知青为主体，有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天津知青、江苏知青、湖南知青、陕西知青，他们有的已婚，有的离婚，有的一直单身，学校后面盖了一座楼，部分老师住在里面，但更多的老师和我们一样住在平房，拥挤混乱，各种不便。但一到课堂，他们便穿着整齐，娓娓道来，师范儿立显，吾辈敬畏。比如陕西知青的讲几何，板书秀气、专业，对照图形，边比划边讲解，还时不时向台下看着我们，说这样这样，对吧。我们听得入神，像唱山歌一样地附和：恩恩，哦哦。有的同学突然说：那老师为什么那样那样呢？老师飞快地回答：因为这样这样啊。大家继续恩恩哦哦，一节课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北京知青讲历史。他来疆多年，婚姻情况不明，总见他单出单入的，有点神秘。他最大的特色是像王家卫导演一样，在公共场合总戴一副大墨镜，上课时也戴。上课的时候，京腔京韵，“今天我们讲太平天国，大家把课本打开。”他的气势挺足，但课讲得好像比较空洞，不如数学老师讲得实在。

湖南知青讲英语。他就苦了，高中毕业后来疆，不知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那个年代这是件可怕的事情，少钱少吃少穿不说，还要和其他右派集中居住，接受监督，行动上是不大自由的。他自学英语，改开后进入到我所在的学校教高中英语。他的语法知识扎实，阅读量大，英语书法漂亮，更为难可贵的是他的发音接近Queen’s English，来自湖南，乡音浓重，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

他见我可教，但开起“小灶”，给我大量题做。“小镇做题家”？不确，“边疆做题家”？差不多。一大本介词练习要做到吐，眼泪是没少掉的。“课文最好背下来啊”，他说。我说好。背一篇跑去他那检查，再背一篇再去，如此往复。新疆的冬天好冷啊，早上六点爬起来，迎着漫天的雪花，沿着路灯未熄的道路跑上一圈，回家，坐下，背诵，做题，晚上再去见老师检查，效果不错。

也有不是知青的老师，他们业务能力好像较弱。比如政治老师，不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讲课好像讲不明白，这是许多同学的印象。快要高考了，为了提高大家的成绩，学校从外面请来一位政治老师给大家补课，他讲辩证法，时值盛夏，他讲得大汗淋漓，不时用手帕擦拭额头，我看他有些紧张，虽滔滔不绝，但我听得云山雾浇的，也许是人家讲得好，我的理解水平不行呢？反正我当时就想：他肯定不是知青！到底他是不是，我就不晓得了。

我们高中老师们对学生友善，课堂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很少有激烈冲突。当然，他们在课堂上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比如某个学生总是犯同样的错误，老师气不过，就会在课堂上把这位同学当众批评一次；可能老师在生活中也有烦心事，有时候带着情绪来上课，学生遇有小错便大发雷霆，一位少数民族同学，高考后考入北京的艺术名校，有一次上英语课，他迟到了几分钟，英语老师忽然大怒，高声对他训斥了几分钟，我们从未见老师这样发火，全班鸦雀无声，等他火气散尽才开始正式上课。

到了大学阶段，学习的模式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里更多地讲求自主学习，老师只是启发和点拨。老师上完课，你是很少可以见到他们的。高中时代的那种除吃饭睡觉以外，和老师朝夕相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这些高中老师们。某年回乡，当年的学校已变换名称，各类设施也气派好多，加了门卫，像过去一样随便出入是不可以的。通过栅栏看进去，当年的教学楼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班是在四楼吧？紧挨学校后面的那栋老师楼也在，但已被更多的楼房包围，英语老师的夫人已携女回沪，老师本人已不在人世，物是人非，不胜唏嘘。

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可也学到了勤奋的精神。平民子弟，不堕人世，不转死沟壑，惟学一途吗？借西语修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吧。勤奋有其短，有些学问如理工科，需深思原理，需抽象综合，需实验释疑，但只要是学习，勤奋总在学习要求的规范之内。高中老师施惠有限，但他们助我入于大学之门，助我养成一点勤奋之精神于今，仅凭二者，我仍要永久感谢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