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鸦片战争研究相关专著

关于外国人研究鸦片战争的权威著作，我首先想到的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外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年生于加拿大，少年与家人迁居美国，少年得志，15岁即入哈佛大学，1874年毕业后来到中国，进入赫德爵士领导的中国海关工作。他从基层做起，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海关机构历练，1903年被派任广州海关（粤海关）税务司，工作地点在今天的广州沿江西路29号，现在是粤海关博物馆。楼上他曾经的办公室按原样复原，笔者曾经到访参观，印像是宽大、安静、奢华。从1874到1907，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了30多年，晚年在英国居住，潜心学术研究，出版多部关于中国的专著，除了上述的《中》外，还著有《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依据的史料是英国印度事务部存的原始资料，权威性高。凭这两部学术名著，马士成为研究晚清外交开创性人物，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深受他的影响，直到今天，中文相关研究著作还常常引用马士的研究成果。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第一卷讲述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卷起自同治元年，到1893年即中国甲午战争结束，第三卷叙述到1911年清亡。笔者认为第一卷写得最好，好就好在结合丰富的史料，详细介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欧美与清朝的贸易关系史，可以深入了解鸦片战争的起因。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广东地方官员特别是粤海关对外商的盘剥以及政治上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前者的史料依据是任职于东印度公司秘书的Peter Auber在1834年出版的小册子《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 Laws, and Policy》，后者则是朝廷发布一系列圣旨上谕，具体内容往往由两广总督拟定，报皇帝批准，再由广州当地的行商给外商转达。

傲慢和自大是清朝官员与外国人沟通的主要障碍之一，马士对此着墨甚多。比如1834年律劳卑来华，广州地方官员把座位安排得像审训犯人样式，律劳卑坚决要求改正；外商也不能直接见总督，必须通过行商投递禀贴；朝廷和地方官员在信函上，对外商的口气也常常体现出你卑我尊的意味。

盘剥和歧视是长期的、系统的和顽固的，也是英国力图改变的主要内容。为此，在《南京条约》和后来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设立了专门条款，规定两国官员平等往来，废除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马书早已有中译版，但最好以英文原著为主，把握全貌，只是中译版里的专有名词翻译可以参考。

事实上，在马士之前已有西方学者出版了鸦片战争研究专著，笔者看到最早的是德国学者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2.28 - 1870.3.17)写的的《鸦片战争史》（ 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vom ersten chinesischen Krieg bis zu den Verträgen in Peking 1840-1860）。这本书出版于1861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二年。Neumann先生于1829来到中国，1833年带着一万多册中国图书回国，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它除了讲述战争起因进程和结果，也介绍了中国的制度和风俗，书后有索引，但没有书目，对作者使用的史料来源不甚明了。

该书没有中译本。

法国学者先于马士研究这一课题。高第教授（Henri Cordier)于1905和1906年分别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L’Expedition de Chine, 1857-1858; L'Expedition de Chine, 1860)。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后附书目中也列出高第的这两部著作。高书的写法特别，马士是以史料为基础，正文部分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叙述，在有需要的地方征引史料出处，最后在书目清单中列出使用的全部资料，这是“论文式”写法；高第另辟蹊径，他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直接将史料排列在正文当中，比如法国借马赖被杀加入侵华战争，他就把广东教区的报告、法国驻广州代办的申诉、叶名琛的答复一一罗列出来；1958年春，英法联军到大沽口后，与清朝中央政府书信往来频繁，他把法国代表葛罗的相关照会、给巴黎外交部的报告及回复、与英美俄代表之间往来信件进行展示，史料间衔接的主要方法是作者以自己简单的语言介绍背景和事件的逻辑关系。把这些材料和中文史料对比，特别是与《筹办夷务始末》对比，缺失的重要细节浮现，整个事件的进展可以看得更清楚，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该书没有中译本。

美国学者的相关专著首推丹尼特（Tyler Dennett)的《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如书名。作者探讨了整个十九世纪，美国人在东亚地区商贸活动以及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人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关系密切，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同英商一样，也有美商贩卖鸦片；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豆栏巷开有诊所（广州孙逸仙医院前身），林则徐曾委托家人到他那里取药治病；顾盛（Caleb Cushing) 来华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已签订，但他向耆英力争，与清朝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利用利益均沾的原则，不仅获得了与英国人一样的权益，而且规定每十二年修订条约（稍后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也照此加入相关条款），这是《南京条约》没有的，美英法俄四国也正是利用这一条款，于1854年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四国修约努力是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该书引用的资料数量众多，不仅有公开出版物或档案，还有许多未刊手稿（manuscripts),是史料中的精品，提升了全书的权威性。

该书有商务版的中译本。

俄国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明清交际时其势力就已延伸到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了。期间，俄国人遇到一个难题是沿途缺少粮食，必须从乌拉尔地区运来，后来听说西伯利亚南面的黑龙江流域盛产粮食，继而南下，这就与清朝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演化成长期的边境冲突。这也是雅克萨战役和《尼布楚条约》的大背景。中俄实质性外交关系也从康熙开始。这些信息是笔者从《沙俄侵华史》获得，这套书共四册，1958年出了第一卷，到1976年才出齐。该书立场带有鲜明的年代特色，但它引用的专著和史料数量多，俄文有100多，英文法文50多种（笔者较为熟悉的书目大都收入），结构合理、文笔流畅，有助于了解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