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读后感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道咸同三朝外交文件汇编，收录了清朝与西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相关的大臣奏折、皇帝谕旨、与英法美俄等国往来照会等重要资料，起自1836年到1875年，跨度近四十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却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公使常驻北京、中日初次接触等大事，中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开始动摇并逐渐向现代化转变，是千百年来罕见的历史转折期。该书资料翔实，涉及范围广，权威性强，从保存到出版历经曲折，所以更显珍贵性，历来为学者重视，是研究晚清外交关系必读书籍之一。

笔者最深的印象是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对在位时失败的外交实践和结果负有重大责任，其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道光和咸丰期间，皇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大臣对皇帝是敬畏的，会积极执行皇帝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是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分析皇帝谕旨文本可以看到，两人共同的特点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形的情况下，立场常常发生动摇。起初信心满满，随着局势恶化相继转为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委屈求全，直到最后全面屈服，结果与当初的想法已是万里之别了。皇帝的想法变来变去，难受是下面当事的大臣。皇帝主战时，启用林则徐那样的主剿派，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启用琦善那样主抚派，结果情况更糟，发生了割让香港这样清朝开国二百年来从未发生的事情，叶名琛看到林琦的遭遇，干脆“摆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和议最后阶段，总是给主事大臣出难题，要他们极力挽回于己不利但又为外方极为看重的条款，不仅徒增谈判的难度，还往往造成意外的灾难，这在咸丰皇帝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治朝是太后垂帘听政，皇帝本人不是决策人，外交实权掌握在慈禧和恭亲王手中，恭亲主是中心人物，因为转变思路，应对得法，外交方面比道咸时期有明显好转，没有出现影响全局的事件，镇压太军军也接近尾声，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也开始协助恭亲王介入外交事务，在外交制度和实践上为光绪朝做了良好的铺垫。

以皇帝、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大员等高级官员身份特殊，出自他们的书面资料权威性高，很多情况下下，如果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这些资料中寻找，而且常常以它为最后的依据，比如耆英之死。耆英是两次鸦片战争重要当事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负责与英国人谈判，是《南京条约》等重要条约的中方签字人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咸丰皇帝派往天津，与桂良、花沙纳一道参与对四国代表的谈判。在与英国谈判时，李泰国突然出示耆英缮写的给道光皇帝密折，该折是英国人在1858年攻入广州后截获的两广总督档案中发现，耆英不明就里，惊恐万状，迅速离开天津，招致咸丰皇帝的愤恨而赐死。

道咸外交主要针对英法美国俄四国，这也是自己地理大发现后，国际间竞争的结果的体现。英国取代早期的葡萄牙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殖民地帝国，也是当时唯一敢于和能够挑战清帝国的制度并通过战争达到目的的国家，道咸两朝，英国是对华外交的急先锋，排头兵，是清朝外交的主要对手。英国通过两次战争打败清朝，胁迫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它国家跟着后面享受到英国胜利的果实，英国即此坐上在华外交使团的第一把交椅，并保持这一地位长达四十多年。

法国于十八世纪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失败，对华贸易不成规模，对中国的事业重心在传教方面。清朝在康熙年间善待来华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对传教士颇有好感，也借助他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雍正禁教，一直持续到道光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正当菲利浦执政的“七月王朝”时期，热心海外传教事业。法国政府派拉萼尼来华，于1844年末与耆英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中有允许法国在五口通商口岸建立教堂，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责任。条约并没有明确弛禁天主教条款，但耆英没有顶住拉咢尼的压力，于1846年初，转请道光皇帝以廷寄的形式，通知地方大员开禁天主教，并将此廷寄交法方带回法国覆命。法国正是借此廷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胁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中公开写入相关条款，自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迅速发展，同时引发大量教案，规模和血腥程度不断增加，一直持续到清末，是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立国不久，国力不强，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虽附和英国，但总持中立，避免军事介入，而且与清朝往来照会言辞相当温和，在谈判陷于僵局时也会从中斡旋，美方的善意连皇帝都感受到了，英法联军到大沽口，咸丰皇帝命令其代表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换约，被英法拒绝，但美方代表却接受安排，进京完成换约，英法代表对此颇为不满；

俄国没有参加第一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出力也没有派出军队，但单凭俄国代表能言善辩的能力就从中国东北夺得大片领土，实际的收获是四国中最大的。个中原因是俄罗斯通过驻欧洲的外交机构和北京的东正教团获得准确情报，对中国局势了如指掌，总是在清朝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加紧在边疆挑起事端，《瑷珲条约》签订于1858年5月，当时英法联已到达大沽口，清政府非常慌张，疲于应付，《筹办夷务始末》显示，这一时期东北大员传来的关于俄国挑事的奏折最为密集，清政府只顾眼前，匆忙批准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清政府吓破了胆，皇帝逃出北京，派恭亲王负责与四国谈判，俄国代表借口在天津和北京谈判期间，协助调停有功，要求对《瑷珲条约》加以正式确认并取得成功。

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个印象是皇权的威力和效力明显减弱。1861年在贵州发生了青岩教案，教民与当地百姓冲突，贵州提督田兴恕杀数名法国教士，并书面暗示地方官员对传教士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事情传到北京，法国公使多次到总理衙门控告和申诉，朝廷先后派多名大员前往调查，但地方上明显不甚配合，调查过程很不顺利，直到四年后，才宣布将田发配新疆，但田一直没有成行。法国公使得知后告知朝廷，朝廷又多次下旨催促。后来，田好不容易出发，走到甘肃，又被左宗棠请示留营效力，慈禧太后在批复中虽然批评了田案久拖不决但也是无可奈何，田兴恕到底还是没有去新疆，相比之下，到达新疆接受惩罚的林则徐和邓廷祯就不幸多了，说明道光皇帝的圣旨比同治的威力更大一些。

由于《筹办夷务始末》的权威性高，还可以用它来印证其它相关史料的真伪虚实。比如，鸦片战争即使在当时也是大事，但《清史稿》之《宣宗本纪》和《文宗本纪》中对此着墨甚少，特别是《文宗本纪》对取得成功的镇压太平天国大书特书，但对遭到惨败的英法联军之役却了了数笔，关键之处甚至干脆不书，可见执笔人深得“春秋笔法”之精义。

《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下来并不容易，从初步成书到影印出版经历了七十多年，经历王朝更替的动荡年月得以留存实属幸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排版印刷，为奏折加上题目，为阴历日期加上公元日期，保留朱批，附录加上索引，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奏折均用文言文写就，现代人要流畅通读已非易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