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外交得失

鸦片战争从字面上说是围绕鸦片问题所引发的战争，可以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起因则是英法美俄四国要求修约被拒。英法美要修的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以及它们附属条约如与关税相关的《虎门条约》。俄国没有参加战争，但要求重新审议过去康熙和雍正年间签订的两国边界、商贸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条约 - 当然也是英法美的目标。

两次鸦片战争进程中，清军地军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打败。不要说海战或者近岸战斗，就是清军擅长的陆战，大都以清军败绩结束。不排除个别战斗中清军给敌军以杀伤，但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等军事要素上，清军均处于下风。1860年秋，咸丰皇帝动员了数万部队交僧格林沁、胜保等人指挥，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还是一触即溃，不到两个月即签订《北京条约》，圆明园也被烧掉了。然而对于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列强的目的不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为即使对中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列强自身无法实行长期的有效治理，而清朝内部也没有一支可以替代满清的政治力量。列强来势汹汹但并不危及自身统治，直到1861年发生“辛酉政变”，慈禧和恭亲王掌权后才看清楚这个形势。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许多战事，但其破坏力并不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发源地，1841年春夏间因交了“赎城费”英军未进城，广州免遭战火；1857底英法联军虽进入广州并占领三年，城内生活照旧；南京未被占领，天津和北京被占领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但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国家打了败仗，说明军队不行；割让香港，东北大片领土丧失，立国二百年所未有，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威望，向下发号施令不会像过去那么灵了，老百姓不大受管了； 经济上，取消了行商制度，十三行没有了，行商及官绅损失惨重；漕运制度变化，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人失业，没了生计；文化上，允许自由传教后，教案频发，冲突不断，民间的怨恨情绪不断增加。列强看出清朝的衰弱，以武力做后盾，得寸进尺，寻找借口，施加压力，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获得巨利，还诱发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开了个坏头，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是近代中国受难的源头。

虽然军事上一败涂地，如果外交得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甚至有可能与西方及时建立平等关系，继之学习和赶超西方。因此，鸦片战争中的外交问题成为笔者关注的焦点。

理想的状态是，清朝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了解英国及欧洲的动向，与英国联手，迅速改革，强化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同时与欧洲列强齐头并进，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些要求在现在看可能太高了，但在强敌面前吃了亏，清政府不仅不反思，连“知己知彼”的基本功夫都不愿意做，不能利用十三行行商、东印度公司、澳门这些有利资源，切实了解对手的实际情形，及时调整对策，因势利导，反而一错再错，直到事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外交失败的结果，道光和咸丰负总责。他们的的决策变来变去，总是强硬开始，妥协结束。事前也没有通盘的计划，事到眼前全靠谕旨行事，其措词往往是模棱两可，1838年12月31日，道光派林则徐去广州，如此重大委任，其上谕只有47个字，“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相比之下，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给义律的指令至少在2000词以上，行文逻辑性强，明确指明目标和实现的步骤，同时还考虑到情形的变化和应对办法。不知道道光私下里是否给过林更细致的书面指示，即便有，其质量也不甚期待。

关键岗位的人事选择和表现问题不少。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几年，广州的许多情况已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超出地方当局的应对能力，必须由两国官方出面解决；可北京坚持坚持旧制度，外方多申诉，均要求回广东商谈。可事实证明，只有中央政府亲自出面，主导谈判的全过程且主要谈判地在北京，问题才能全面解决。林则徐时期，清政府主要面对英国一国，到了耆英时，面对英法美三国；最后，在叶名琛主政时期，又加上俄国，成了四国，情形更加复杂。林则徐虎门销烟，捅了“马蜂窝”，琦善更差，把香港也搞丢了，道光派耆英到广东收拾残局，避免了更坏的结果；咸丰入继大统，不吸取教训，继续重用主战派，叶名琛刚愎自用，城陷身死域外，直到派桂良出面，苦撑“抚局”，才有最后的“了局”。

四国在外交上取胜的因素很多，情报是突出的一项。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深耕多年，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对于中国官场运作也很熟悉；他们雇用商人、传教士到中国东部沿海乘船旅行，搜集地理军事民俗等情报；资助马礼逊编辑《华英字典》和来华传教士在广东办报，如著名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ary)，其深度和广度令人惊讶。相比之下，清朝对英国国情了解很少，有限的相关情况也是道听途说的二手甚至三手信息，谬误甚多；不仅如此，保密工作表现不佳，重要文件常被泄漏，道咸同三朝都有圣旨泄漏事件，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叶名琛档案被抢，大量机密暴露，令英人在谈判中占得先机，还直接导致耆英天津受辱被皇帝赐死；“反间”也常出大错，1860年9月，额尔金的秘书洛赫和巴夏礼被僧格林泌抓获后押往北京，联军兵临北京安定门外，要求确认二人生死，恒祺代为传话，洛赫竟然还能借在衣物上写字向外传递情报！

在外交谈判的关键人物中，除两位皇帝外，中方有林则徐、琦善、耆英、叶名琛、桂良、恭亲王奕诉六人，外方除了各国首脑，在“一线“的有义律（Charles Elliot), 璞鼎查、巴夏礼、额尔金兄弟、法国的葛罗和俄国的普提雅廷。朝廷在“剿抚”之间举棋不定，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妥协是上策，所以还是耆英和桂良的办法能够奏效。特别是桂良，他对局势认识清晰，遇事稳重，在关键的问题是又能坚持原则，其耐心的品质尤为突出，多次顶住咸丰皇帝多次不切实际的要求、压力甚至威胁，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恭亲王是咸丰皇帝弟弟，皇亲贵胄，深得依赖，恭亲王也不负期望，及时开城，使北京免遭战火，与四国签约，但没有桂良的铺垫，恭亲王要想成事也难。

外方代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义律、巴夏礼和普提雅廷。1834年10月律劳卑身死，英国期望与中方建立政府间关系的努力再次失败，英国在广东设置的商务监督一职也多次更换，直到1836年底，由义律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41年，前后长达五年。义律最大的特点是“能熬”，也就是韧性强，不达目的不罢休。面对在华英商的不信任和广东当局的敌视，他改变“静默”策略“，积极争取进驻广州，获得广东当局对其官方地位的认可；林则徐到广州后，措施严厉且急促，压力是空前的，他冷静应对，带领英国人退往澳门、香港，又和全体在港英人在外海飘泊数月之久，终于等到英国大军前来。

巴夏礼起自寒微，十二岁随家人来华，受璞鼎查、阿礼国等人提携，刻苦学习中文，先后担任厦门和广州的领事，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1858年初，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扶持柏贵为傀儡，发号施令，巴夏礼实际上成为相当于两广东总督的两广地区最高官员；额尔金来华后，他又被招去协助，参与谈判工作，其风格强硬但又是中国通，看问题往往能抓住要害，清朝官员很是头痛，对他也非常痛恨，于1860年9月18日在军前将其抓获并押往北京，但在联军的声援下获得释放，英国从《北京条约》中获得利益，巴夏礼助力甚巨；

普提雅廷是俄罗斯贵族出身，早年参加海军，20多岁就随海军进行了环球航行，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和高加索战争，他最有名的经历是1852年率队到日本签约，历尽曲折，直到1855年春才回到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下田条约》。1857年底，普提雅廷到香港，随英法美代表北上，经上海到天津，参与相关的谈判。和美国一样，他手中没有部队，对华谈判由英法主导。但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英国过于强势，提出的要求令中方难以承受，中方总是希望美俄出面说和，他便将这个需求同俄国对华领土野心联系起来，他和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遥相呼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诱使清政府一步步陷入圈套之中，等到清政府明白过来以后却为时已晚，东北大片领土开始丢失。

打不过就谈，边谈边学，变被动为主动，尽快扭转局面；打得过也谈，对自己也没有坏处； 具体经办人员不够得力就及时调整人事；积极了解对手的全部信息，又注意不泄漏我方机密，细致斟酌条款，抓大放小，为将来开好局......这好像是公司经理做年终总结，但其中的道理并不过时，也适用于道咸时代。遥想康熙皇帝面临那么复杂的局面，应对得法，取得巨大成功，同样是皇帝，一个王朝内的皇帝，道咸二帝与康熙对比之高下不以道里计，个中原由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