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之死

读史避祸，这是笔者的一个观点，尽管有些祸无论如何也避不过去。1858年春夏，清政府和英法美俄在天津谈判期间，耆英因英方出示在广州截获的奏折而受到惊吓，未提前请示便匆匆离津，引发咸丰大怒并赐耆英自尽。以耆英的资历和精明得此结局，笔者是万难理解的。

耆英是宗室，努尔哈赤家族后裔，出身贵胄，官运自然亨通，担任过步军统领和盛京将军等要职。1842年8月9日，璞鼎查兵临南京城下，耆英和伊里布按道光帝指令开始与与英方谈判，20天后约成。

他接着南下虎门，和英国人商谈关税事宜。道光帝希望他在广东多停留一段时间，以便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对其官职也做相应调整，在南京期间是两江总督，南下时授钦差大臣，1844年，授两广总督，1848年奉调回京，前后在广东任职长达五年之久。耆英在广东期间，除《虎门签约》外，还相继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影响深远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因为谈判过程中不少事项属重大原则问题，耆英与道光帝之间有为数众多的折件往来。在广东期间，他发往北京的奏折不仅军机处有保存，在两广总督府也有抄件留存。1857年1月初，英法联军攻入广州，截获由叶名琛保管的两广总督档案，英方翻译威妥玛将部分文件译为英文，其中包括一份耆英写的奏折，日后对他个人的命运产生致命影响。

1858年5月30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这时距耆英回京十年之久了。6月1日，咸丰帝谕桂良和花沙纳便宜从事，前往天津，6月2日上谕：”耆英著赏给侍郎衔，办理夷务。“

桂良一行6月2日到天津，4日见英使额尔金，6日见法使葛罗和俄使普提雅廷，7日见美使列卫廉，耆英本人8号到天津，9号见英使被拒。

关键时刻发生在11日，李泰国和威妥玛到桂良寓所，花沙纳、耆英在场，二人出示耆英在广东期间给道光帝的奏折，并据此指责清政府并不诚意谈判，还对外方怀有深深的蔑视之心。

对照额尔金私人秘书对该奏折片断的英文翻译节录去查找中文奏折原文，笔者发现这份关键的文件是指1844年11月1日，耆英由广州发出的奏折，大体总结了《南京条约》以来自己与英美法代表交往心得，奏折很长，李泰国宣读的大致是这一段：“......所以抚绥羁糜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之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

上述引文当中，虽有”夷人“”外番“歧视之词，但所论也仅限于外交策略，即便有诡道成份，于谋国大臣也是正常。耆英只须沉着冷静，据理解释即可，不必过于恐慌而乱了方寸；再者，该奏折是由于叶名琛档案被抢才被泄露，并不是耆英的责任。

要命的是咸丰帝不满于道光朝的软弱对外政策，对当年主持谈判的耆英很是厌恶。尽管如此，派耆英去天津是要利用他当年与外方谈判的经验，帮助桂良在天津谈判中取得预想成果。

耆英久居京城，又是宗室，对皇帝的这些心思多少应该有些了解，在谈判未有进展之前应谨慎小心才是，可是，当谈判遇到意外情形，不但不请旨离津，还先到通州与负责京津防务的皇帝重臣僧格林沁会晤，咸丰帝的愤怒和猜忌可想而知。

天津的谈判室里没有刀枪，但也是战场，不管困难几重，结果如何，耆英都应与桂良花沙纳共进退，成功了，可以减轻皇帝对自己烦感，避免杀身之祸，失败了，皇帝会把主要责任推给桂良，耆英连同受罚但不至身死。

徐向前元帅指挥运城、临汾战役，在最后的关键阶段，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要求前线指战员再坚持五分钟，赢得重大胜利，耆英没有熬过在天津艰难的”五分钟“，结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