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西音乐交流史-待深化的研究领域

中国人对音乐的认识甚早，出土乐器中确定是商朝的就有磬、编钟、缶、埙等，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老夫子是至少是音乐鉴赏家，《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战国时的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传送到今：荆轲将过易水刺秦，演奏家高渐离击筑为义士送别，何其壮哉！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世人无暇向诸管弦久矣。到了隋唐，政治相对稳定，中国与中亚、西域往来频繁，加上帝王的推动，音乐事业逐渐兴旺，达至于顶峰。隋炀帝精通作曲，唐高祖会弹琵琶，唐太宗为《秦王破阵乐》填词，而唐玄宗更是集指挥、作曲、编曲、配器、编舞、作词、演奏等于一身，称之为帝王音乐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多部正史在志书系列中专门介绍音乐，如《史记》里的《乐书》，直到《明史》《清史稿》都有乐志。

以上事实也说明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时至今日，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即使要写，史家往往不通音律，乐人又不谙笔法，融会贯通，疏不易也。

“通音律”不易，但“笔法”稍加训练，著述可期，所以写音乐史由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写较好，有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背景的陶亚兵先生写《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系统介绍的晚明到民国年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音乐交流情况，阐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由猎奇、求知到认同的认识过程，揭示跨国交流对丰富音乐学科内涵的重要性。

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到达中国并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利氏可能不善演奏，但曾给万历皇帝献上“西琴”一架，据陶先生考试，它就是17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击弦式古钢琴；利玛窦在著作中对中国道教和祭孔音乐及其所用乐器做出描述，算是向西方介绍中国音乐的第一人。

明清时中西音乐交流的高潮在康熙时期，康熙帝的好奇心和对音乐的热爱作用重要。耶稣会士分批来华，康熙帝还指定其中要有懂音乐的。西方乐师曾多次在宫中演奏，康熙帝不但听还有指正，说明音乐修养不低。但自乾隆以后，关于皇帝与音乐直接相关的史料不多，中西音乐交流的史绩散见于各类史书当中，需要勾陈拣择。

陶先生至少能看懂英文、法文、德文以及和钢琴关系密切的意大利语，凭借语言技能，他可以在西人著述中继续发现中西音乐交流的材料，比如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带有乐队，光绪年间赫德爵士在北京建立了专业乐队；也可以列出在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音乐的多语种著作目录，为后学提供进一步研究路径。

书中还有多处介绍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专业分析，如对某一支曲子，附上五线谱解释，研究深度可见一斑。1808年，巴罗的《中国游记》出版，其中载有《茉莉花》等中国音乐，说明到了嘉庆年间，民间的音乐交流仍在继续着。

传教士马国贤有回忆录《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记有康熙帝命西洋乐师德理格演奏古钢琴的场景，中译文将古钢琴译为“铙钹”，陶先生查到意大利文原文，与中译文进行比对，对应的单词是“cembalo”,正确的译法是“拨弦古钢琴”即羽管键琴，说明历史工作者于音乐陌生，下笔可能出错；公平地说，陶先生的书中有过多的乐理分析，引用的史料剪裁或可商榷，章节布局也略显杂乱，似乎史家之笔法之运用亦有不足，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坚持的观点，即专业领域比如音乐的历史写者最好是那个领域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