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唐僖宗年间(873-888)的黄巢之乱敲响了唐朝的丧钟,但加速这个过程的是唐昭宗这个人。唐昭宗在位期间(888-904)同时面临宦官、朝官和地方节度使三股势力威胁,他被夹在中间,言行举止是万分艰难的,尽管做出各种努力,最后还是被乱局压垮,直接受害的是昭宗、他的家人以及近亲属:

昭宗本人:904年9月22日夜被杀;
妻子(皇后)何氏: 907年1月17被杀;
唐哀帝李柷:908年3月26日被毒杀;
昭宗的其他9个儿子,包括太子李裕:905年3月17日在洛阳被勒杀;
昭宗的11位亲王:897年9月在华州石堤谷被杀。

黄巢878年在亳州自号“黄王”,继续王仙芝的事业,881年1月8日打进长安城,884年6月17日于莱芜狼虎谷被杀,他南北冲杀,东西横扫,凡六年而败。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三股强大的地方军阀武装,即陕西西部的凤翔方面军、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方面军、以汴梁(开封)为中心的河南方面军,领导人分别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朱温),此三人对当时的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昭宗从895年到904年9年间,曾4次被迫逃离长安,一入秦岭,二个月后回长安;二到华州,二年多后回到长安,三到凤翔,一年多后回到长安,四到洛阳,就再也没有回到长安了。

昭宗第二次逃离长安后,决策失误,失去了稳定局势的最后机会。896年8月,凤翔李茂贞部逼近长安,大臣建议渡过黄河到山西依李克用,但驻华州的镇国军节度史韩建半路“截和”,希望昭宗到华州去。事后来看,去山西方案为优,凤翔不但心有异志,且有多次逼宫犯上行为; 朱温本黄巢旧将,实不可靠;李克用镇压黄巢立有大功,且对唐室一直尊崇有加。昭宗可以拒绝韩建,但经不住软磨硬泡,还是去了华州,结果不仅饱受韩的欺侮以外,自己的11位亲王包括太子在内被杀,他们带领的数万禁卫部队也被解散,手里无兵,昭宗想翻盘可就更难了。

昭宗性格懦弱,心无定见,又不善控制情绪,下属常常无所适从。他无法平衡节度使、宦官和朝官三方势力,常常以实力为导向,谁强听谁的。在这这种情况下,最难做的是以宰相为中心的朝官群体,一旦节度使和宦官交相指责宰相,提出无理要求,昭宗为自事宁人,频繁更换宰相或者干脆将他们贬官、杀死。

宦官不仅权力大,还掌兵,加上手里捏着皇帝,好像可以无法无天了,但实际情形也不尽然。他们皇帝身边密布眼线,知道昭宗一直想剪除宦官势力,生怕大祸临头,所以对皇帝监视甚严。从华州回来后,昭宗的精神状态很是消极,终日与皇后饮酒,酒后手杀宦官和宫女,引发指挥神策军的宦官将领的恐慌,他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联合李茂贞,把皇帝劫持到凤翔,这就是昭宗的第三次“出逃“,朱温领兵前去救援,与李部激战一年之久,凤翔百姓遭了大难,结果是双方言和,朱温带昭宗等人回到长安,时间是903年2月27日。一年后,904年2月15日,朱温又逼迫昭宗迁洛阳,907年,朱温篡唐,唐亡。

昭宗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是异常残酷的。

政治方面,各方视信义、伦理为无物,朝降夕叛,趋红踩黑,一切以实力为上,以搞倒对方,壮大自己为目。在此情形下,失败者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朝官失势或直接被杀,或贬至两广,远者甚至达于今天越南中部一带,未到谪地,被圣旨追上即令自尽;官员倾轧,得势者常公报私仇,朱温谋臣李振多年不第,对进士出身的高官痛恨有加,制造白马驿惨案,将三十多位高官投入黄河,让他们从”清流“变”浊流;

宦官也别想好过。朱温带昭宗从凤翔回到长安后,将在京宦官几乎杀尽,又借天子名义,令地方节度史将在外监军的宦官杀掉,虽结束了晚唐宦官弊政,但手段凶残,不分良莠,许多无辜者也遭到杀害;

命令下属干脏事,又将其当替罪羊的现象普遍,比如受朱温指令杀害昭宗蒋玄晖事后被杀,陷害百官的柳璨被杀,张廷范车裂,柳璨临死前自己糟践自己,大呼: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军事斗争残酷更胜,黄巢是“带头大哥,南下途中,血洗泉州,在广州杀10万胡商,朝廷的镇压也绝不手软,这种生死不两立的斗争传统在黄巢死后被延续下来,节度使之间互相攻杀,斩首常以万计,大规模投降的记载是不多的,因战争而死的士兵和平民数不胜数,情节多有惨虐,笔者不忍书之。

上缀两段,笔者意在说明唐亡后的五代仅53年,但五代时期表现出的道德沦丧和战争苦难是继承于晚唐的,混乱之甚,世所罕有。受苦最深的是普通民众,而和平与稳定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世人对宋太祖黄袍加身多有微词,但观唐亡之史绩,思五代乱离,他能基本统一全国,给人民以长久与安定的生活,笔者是要暗念阿弥陀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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