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启超
某年得闲，携子远游，一路北上，先入三湘。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青少年时期少不了阅读领袖伟业和先烈壮行的，而英雄之气，湖南尤盛。上得井岗，过茅坪茨坪八角楼，又专程到黄竹岭探访贺子珍故居。山路崎岖，贺宅还在山路之下的山坳里，交通极不方便，可见其少年时期生活环境之闭塞；下得井岗，又到宁乡少奇同志故居、乌石镇彭总墓，体会主席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份量。
后又得闲，与妻远游。一路北上，转去江西。到赣州、瑞金、兴国等地参观，在瑞金主席的故居小坐，看着窗外，遥想主席当年；又专程去高兴圩看了邱会作墓，子女孝顺，墓地上搭盖玻璃顶棚。
也多次阅读《徐向前元帅回忆录》，有感于其经历之悲壮，有空也尝试到访他生活和战斗的地方，西路军流血的河西走廊，大学时乘火车多次经过；两次入晋，饮汾河的水，观五台的山，只有万源和漫川关战场尚未到达，只能看以后的机缘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兴起源来有自，它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继续，是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劣政斗争的延续，摈弃改良，采取激进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中国人民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从社会变革意义上讲，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清政府强力镇压，但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辛亥革命意外成功，孙中山南京就职，因过于退让，果子由袁氏摘得，如袁不速死，以北洋军之实力及欧美力助，继续革命成功与否实难预料。袁死悍将立，英杰如蒋中正亦不能尽服之，只有主席出山，剪除枭雄，大政归一，才了国家百年之困局。
纵观史绩，社会上若发生一种变革，总是先由数人发起，奔走呼号，扩大影响，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响应，再配以特别的形势而曲折发展，或成或败，多赖天地人三者之间复杂之因果互动。当初发起的关键人物的背景、行状、思想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均应纳入史家严肃之考察范围，康梁是维新运动的要角，当然是此类研究的核心。康氏长于经，梁氏精于史。笔者无才论经，有力论史，又颇留意与任公相关论述，于是本篇舍康言梁，算是对往年的相关阅读做一小结。
笔者搜集了梁任公相关传记数种如下：
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华夏出版社，2018。
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齐全：《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解玺璋：《梁启超传》（上、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5。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李国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吴其昌：《梁启超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著述辛苦，又获出版，实属不易。但各传记存在几个共同的问题（解著除外）。从总体结构上，均以编年为体，以梁的生活阅历为主线，夹叙夹议。梁的思想和阅历极其复杂，将二者同述，将对作者之能力构成大考验。从便利性上讲，似应将他的言和他的行分述之，可令读者得传主更为真切的印象；又，各传行文间，要么是引文过多，要么是长篇演绎，阅读起来相当累人，却久久不得作者所言主旨；书后又大都不列书目索引，不知作者所论之源泉，有亏于著作的学术权威性。
1929年1月19日，梁任公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他生前洋洋洒洒，行文千万言，其好友林治钧（前北大教授林庚之父）将其文字编排成集，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凡40册，149卷，1400万字，1941年重印一次。1989年3月，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后出版新版《饮冰室合集》，体量缩为12册，直到2011年，已重印6次，可见市场之持续需求，笔者所购即2011年版。汤志钧父子接力三十多年，致力于编辑《梁启超全集》，终于在2018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集》二十巨册，增加不少新发现的资料，书后有索引，便于翻检，还对旧版《合集》勘误，质量已超《合集》了。汤先生于2023年12月23以百岁高龄离世，《新京报书评周刊》发有悼念文章， 从中可见《全集》成书的曲折历程。
梁任公文笔优美，笔者爱之。笔者受白话文教育，对文言文曾畏之如虎。《古文观止》早已买得，但读起放下，读了再忘，常常是意兴阑珊。但读过《变法通议》后，引发了读文言文的兴趣。《变法通议》作于变法前后，是梁的成名作，文妙之处在于将严肃的论点与文言文韵律相结合，读之，享受文字之美，又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论证，读后意犹未尽，再读之，再体会，如此反复，作者之才华和观点即常驻于心。
梁任公写史宏阔精深，笔者慕之。历史学是梁学术的根基，他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阅读极其广泛和深厚，可贵的是他的眼光独到，常常能从史籍中发前人未覆。于笔者大有启发之部分内容包括：金石史料之运用、以佛经文体辨别伪书、玄奘出发时间（考证方法）、历代民德升降、 淝水之战图说、汉击匈奴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袁崇焕传》、《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之大事记”）、关于先秦诸子之论述、《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学与做人》（1922年在苏州的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笔者特别看重他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于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的讲演，同周传儒、姚名达和吴其昌记录。中国史籍浩繁，作伪历史也长，贻害后学匪浅，清代一些学者如崔述、姚际恒等着力专门的研究，梁结合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读之相当有趣，也帮助笔者建立谨慎阅史之习惯。
变法失败，梁氏东渡，奔波域外凡十四年，为传播主张，更为谋生计，忙于办报笔战，少有时间专注于学术本身，1919年自巴黎回国后直到去世这十年间，才稍稍固定心思于专门之著述，其学术之力作多成于这个时期，他在南开和清华的讲义被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种，优缺点都很明显，优于系统性阐述历史科学，这是过去传统史学中少有的；缺点上，因根据口语成书，不像正式写作那样严谨，杂乱跳跃的行文仍有碍于对主旨的理解；《清代学术概论》是为蒋方震（即蒋百里，蒋英之父、钱学森岳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序言，属学术史范畴，最见梁氏读书功力。如黄梨洲之《明儒学案》、江子屏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凡注学术史，必具读书多、见识著、擅总结之三项本领，笔者于清代学术本不甚至了了，看到考据著作总是昏昏欲睡，但读完梁著，竟对此生出些许兴趣，至少可以告别过去之观点，不敢妄以乾嘉诸儒为愚了。
梁任公履历极其复杂，且与中国近代历史关系密切，这方面的研究份量不应低于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梁的重要经历大体可分为变法、在日和倒袁三项。变法和倒袁国内著述不少，但关于倒袁，侧重蔡锷（松坡）之贡献，于梁着墨稍弱。须知蔡本人之思想实受梁任公之影响，1897年，梁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第一期学员招收40人，其中就有浏阳唐才常和邵阳蔡锷。唐才常自立军于1900年夏起事失败被杀，蔡松坡在变法失败后辗转前往日本与老师重聚，又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幸免于难，遂转回日本，入成城和士官学校，学成回国，入军界，逐渐升迁，官至云南军都督。
袁氏称帝前夕，梁氏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反对，蔡在离京南下之前到天津与梁商议细节（谢本书：《蔡锷大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页180。）。袁称帝后，梁任公亲自南下两广，与李根源等人筹划反袁；1915年12月25日，蔡松坡起兵讨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梦断帝制。梁蔡重度参与的反袁斗争对我国有绝大历史意义，败，中国将重回万古长夜，成，中国还有革新富强之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两位曾直接参与护国战争，为保卫共和做出贡献。朱德当时是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人民出版社，2006，页28），刘伯承属四川熊克武部，丰都之战，身负重伤，右眼失明（《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出社，2015，第二章第三-五节）。
梁氏在日生活多年，这也是清亡前的关键时期，梁以办报写文章为主业，又与在日的各路势力特别是孙中山等有频繁的交往。只是手头各传记在写到这一部分时，多侧重于他与各方的论战，其实可以独辟蹊径，专章讲述他在论战之外与各方交往之实况，揭示历史细节，更有助于了解论战本身。
梁任公的影响还可以从其家传、学生和师友三个层面来考察。家传者，言其对家人的正面影响，梁本人的学养，其子女家人受惠最深：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等均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梁任公桃李满天下，除蔡松坡外，还有蒋百里（军事理论家）、范源濂（教育家）、杨树达（时务学堂学员，语言文字学家）、周传儒（历史学家）、谢国桢（梁氏任教于清华国学院时学生，历史学家，尤精于晚明史）等。
师者，最著名当属康有为，二人在万木草堂相识（原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二人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康晚景凄凉，梁出面相助，“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页1124）。
梁氏好友中，有林长民（1876-1925）者，福建闽县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之堂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原名徽音）之父，民国初期政治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1925年，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倒张，邀林去东北协助，林不听梁之劝阻，不告而行，12月24日在辽宁新民为流弹击中身亡，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尚在美国宾大求学，梁启超给梁思成修书一封，“今天报纸上传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要十二分镇定着，看这封信和报纸......林叔叔这一年来的行动，实亦有些反常，向来很信我的话，不知何故，一年来我屡次忠告，他都不采纳......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她）......但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他（她）：我和林叔叔的关系，他(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他（她）要鼓起勇气，发挥他（她）的天才，完成他（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同上，页1068。）
戊戌变法，康梁一体。二人在广东均有故居，康的故居在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苏村，笔者到访，满眼萧条；梁的故居在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笔者亦驱车前往，发现故居距南宋崖山海战遗址不远，史载：陆秀夫“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到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宋史纪事本末》卷一0八）。王朝虽有覆亡，而后起者总有之，士君子救亡之传统亦如是。鸦片战争，白门之约，国势日下，文士计穷。梁任公以一介书生，奋起呼号，绝望中求出路，运妙笔引同道，终是为国家的未来开辟了新的思路。久立于故居门外，思至于此，百感交集，又无人对言，唯以鲜花一束置于门外石桌之上，略表追思先贤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