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家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君子成事,必先理家。《颜氏家训》《孔子家语》《朱子家训》,条条规规列明白;《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梁启超家书》,治家模范摆出来。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关于中国古代家庭内部实际生活情形的专著极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家庭史》(五册)做出有益尝试,但出书已是2007年了。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要素展开专项研究,比如《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黄家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商务印书馆,1928)。可即便是这样的专著也是不多见的,针对“原生家庭”这样的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就更少学术研究了。

“原生家庭”这个词汇流行起来不知起于何时。 情感博主接听粉丝连麦,常常听到该粉丝以“我来自原生家庭”开头。听到的样本不多,原生家庭似乎多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及其对子女成长的影响。
矛盾形成于子女青少年时期,表现形式不一,比如父母重男轻女,女孩子常常感到被遗弃;比如父母一方强势,子女长大后的性格或者懦弱或者叛逆;比如对子女的身体上的伤害,给子女的心理留下创伤。
原生家庭的内涵多为负面,但社会开始提及或讨论这一主题却是好事,因为它所涉及的家庭矛盾及其影响一直存在却又不提,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形成机制和危害,现在开始谈论,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此过程总会触及一些已为人父为人母的受众,引发他们的思考,引导他们逐渐改善,从而令他们的女子受益。

如果从强势父母对子女性格造成不利影响这个角度看,我也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代年,父亲退伍,成婚,再和其他战友一道,乘火车前往新疆”支边“,先做矿工再做建筑工,都是苦活儿,妈妈或者去副业队种菜,或者在家带孩子,吃穿住都不行,生活算是艰苦的。父亲强势,母亲弱势,这是相对于家庭关系而言;父亲坚强,母亲温和,这是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父亲做矿工,又累又危险。矿井离家不远,有一次,妈妈做好面条装在小锅里,让我给送去。到了煤矿,正好碰上工人下工时间,矿工们坐着小翻斗车,沿着直通井下的滑轨缓缓驶上地面,他们穿着一致,矿工服,头带安全帽,帽子上还装有一个照明灯,我在矿工中穿梭找寻,忽然有一直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一转头,看到是爸爸,脸上黑黢黢的,一笑,露出白白牙齿,后面的事就想不起来了,但那笑容倒是现在还记得,有些甜;妈妈曾在副业队工作,很少看到她和别的大人吵架,搬过几次家,她和邻居的关系总是和睦的,很少闹别扭。

这是门外的情形。

可关起门来的记忆就有一些苦涩了。父亲很少喝酒,抽烟也不多,但脾气暴躁,情绪不太稳定,有点喜怒无常。心烦时遇到我们哥仨调皮就会动手,哥哥被打最多,我次之,到了老三,父亲也打不动了。如何避免挨打是我小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用脑很多,主要手段是嫁祸于兄和撒谎过关,成功的次数不少,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把半截抽剩的烟头儿放在收音机旁边,我手欠,趁他不在,拿过来掰开,把烟丝放在嘴里咀嚼,味道不错啊!父亲回来,不见烟头,顿时火冒三丈,问是不是我拿了,我当然不承认,说是哥哥干的,但父亲仍然认为是我做的,见我不说实话,拿来菜刀,用刀背放在我的耳垂后,大声说,再不说实话,小心你的耳朵,边说边在我的耳垂上划,我哪见过这阵势,立马投降,和盘托出,最终以领受一顿胖揍而结束。

还是妈妈好啊,当时我就这样想。有一个景象现在还记得,每次发工次,妈妈特别重视,先是关好门,再把窗帘拉上,防止外边的人看到(其实哪有人看呢)。然后把工资拿出来数,工资最高面额是十元,以五元为主,再搭上1元和毛票若干。她边数边轻声地说出来,一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这样的场合我总是她身边的,那时我已知道钱可以用来买糖了,所以趁她数钱的时候,常常小声请求:给我几块吧。还不错,妈妈数着数着,便扔给我五块“巨款”!

常见父亲和外面的人有说有笑,奇怪的是一回到家,表情如泥塑般严肃,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便不敢靠近,要他陪伴是没有的,和他开玩笑更是不敢。我和哥哥学习不错,他也很少鼓励和表扬,但是学习不好或做错什么事,严厉指责甚至挨打倒是常有的事。妈妈温和但软弱,明知父亲说的不对,做的不妥,要么不制止,要么制止无效,听之任之。

现在想起来,物质匮乏,缺吃少穿在少年时期的负面记忆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父亲在家的言行给自己造成一种认知:哦,原来这个世界充满危险,我要尽全力规避危险,“避免挨打”。有贵人相助,他不怀好意吧;有姑娘表露真情,她怎么可能喜欢我?有朋友热情相邀,啥意思?想占我便宜是吧?怀疑占据了大半个心房,倒是帮助自己渡过了许多危险,可也错过了多少友善、温情和机遇啊。

少年同学,家境类似的颇多。多年以后,一位同学回忆,他的爸妈连打带吵,妈妈抱着这位同学边哭边数落,爸爸急了,大声说:和平渠(乌鲁木齐一条渠)没有盖子,你咋不去死!其言何其毒也,但奇怪的是,我的这位同学的性格基本没有受到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同出一系,为人迥异;何以至此,苦思无解,但总是要为同学庆幸。

再往远的说,身在北京的马未都王朔同出军人之家,有大院子弟之称谓,马在电视节目上说大院里打骂子女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还绘声绘色地讲述细节,马是否受影响不晓,但王与母亲不睦倒是广为人知,早年,二人为此同上央视对谈即为力证之一。特定的年代和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定矛盾似乎是跨地域跨阶层的。这样看来,我并不孤单。

主席有诗: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父亲不是军阀,也没有能力“撒向人间”,但给我留下些“怨”和恨倒是实情,多年以后,见到当年长辈,说你别再怨你爸了,他也不容易,当年啊......从理智上说,长辈说得确实在理,可从情感上又难以过得去。年久日深,“基本”释怀的一刻终于到来,可老人家已长眠于博格达峰之下了。
抚今追昔,诸多负面情绪中,怨恨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本来过得好好,恨意常涌起,怨情止不息,二者交织,打断正常思绪,阻碍与外界的交往,无暇顾及那些对于学习家庭和事业更为重要事情,珍贵的机遇一次次地溜走了,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健康也是不利。电影《基督山伯爵》(1958年版,上译)对我的影响大,虽然把原著改得稀里哗啦,但剧情仍然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台词时时透着人生的智慧,对孙道临的配音也很熟悉,甚至可以大段背诵和演绎 。埃得蒙历尽艰辛,打掉所有那些陷自己于囹圄的仇人,面对当年恋人的苦苦哀求,仍然挂帆远行。仇人都死了,可他心中的恨真的也消失了吗?他的怨也无影无踪了吗?他真的就快乐了吗?根据笔者自己的体会,来自家庭的怨恨像种子,一旦种入心田,便很难消失,可以控制它的生长速度,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它,甚至可以试着铲除它,可它总在那里,所以我在上面的释怀前加了基本二字,还打上了引号,言释怀程度之不确定。我能做的只是转变一下思路,变换一个角度,把怨恨变淡变小罢了,也许在这人世间,真有那大度之人,有源自家庭的怨恨,一旦成人,离家,工作,进入社会,便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对自己的人生一点也没有影响,对这样的人,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行文至此,刚过正午,当然要放下怨恨,追思逝去的双亲,怀想他们的恩惠,默祝他们在天堂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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