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小说式的，但内容还是讲史。汉朝名气大，与秦并列：秦汉秦汉、秦皇汉武，汉族的名称与它有关，民间俗语多有称道，所谓”吃饭吃饭，穿衣嫁汉“，”我敬你是条汉子“，甚至有这样的歌词：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汉朝能立得住，压制匈奴势力是一个突出因素。匈奴是生活在古代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这里说的北方至少是在长城以北，西起阿尔泰山，经内外蒙古，一直延伸到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它的势力忽强忽弱，但向南面汉民族居住区侵扰是总的趋势，而且时跨度长。太史公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夏后指夏朝，发生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关于匈奴的最后失势，学界的一个说法是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单于呼厨泉留在鄴（邯郸市临漳境县），不让他回到山西平阳领导匈奴五部（后汉书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这样算下来，匈奴和汉民族关系持续长达2000多年，基本上与汉朝共同结束，中国历史转入三国两晋，而匈奴族一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西迁。

前四史中除《三国志外》都有专章记录匈奴的历史，司马迁首创《匈奴列传》，班固续之，《后汉书》仍其旧，但名称已改为《南匈奴列传》，主要讲匈奴在东汉以降的历史。因为匈奴民族自身并无文字记录传世，汉民族的这些记录弥足珍贵，借此我们可以大到致了解匈奴与汉民族的关系史。由于一部分匈奴西迁，在欧洲有剧烈的活动，欧洲人要了解匈奴早期的历史也只能借助太史公等先贤的著作。但他手中的资料也有限，春秋到秦，史料稍丰，记录详细、具体，春秋以上则茫茫然了。即如匈奴名称，太史公在讲到战国后期时才出现匈奴字样，“燕亦筑长城......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而在此之前的匈奴有名称多种，”山戎““荤粥”、“猃狁”和“戎”“狄”“等不一而足。据王敬安先生考证，至少”荤粥”和“猃狁”与匈奴同族（https://www.diancang.xyz/wenxueyishu/13839/272391.html）。

匈奴从战国开始突然兴盛，开始频繁与汉民族发生战争，即如秦皇汉武的雄才也无法将匈奴势力全部剿灭，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直到东汉章帝和帝在位期间，朝廷派窦宪等大将出征，给匈奴以致命打击，汉章帝元年（公元87年）秋，北匈奴大败，以后汉籍中关于它的记载就很少了。留下来的沿长城两侧而居，渐融入汉民族，称为南匈奴，居于山西境内的最多，有匈奴五部之称，“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晋书卷九十七 北狄-匈奴）。这时的匈奴看似薄弱，但却是“五胡乱华”之首，从汉化的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前赵，公元304-318）开始，造成中国近三百年的大分裂，生灵涂炭，中原受害尤深。五胡十六国中由匈奴部族建立的王朝（前赵、后赵、夏、北凉）均以凶残闻名，受到的报复也很深，司马光记，东晋永和五年冬（公元349年）“闵（冉闵）知胡之不为已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风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所食。其屯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这里说的“胡”是指后赵臣民，后赵由羯人石勒建立，羯属于匈奴的一个部落，其实也是匈奴人，后赵推翻了同样由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汉人冉闵是后赵的的大将，也是后赵的掘墓人。匈奴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可能延续到北魏末年，如导致北魏灭亡的”六镇起义“由沃野镇的破六韩拔陵首倡，《北史》记，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3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聚众杀镇将，号真王元年”。破六韩是匈奴人的姓氏，其人不知所终，但起义引发全国性动荡，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

匈奴不仅蹂躏中原，把欧洲也霍霍得不轻。匈奴被汉朝打败，一部分到了辗转到了欧洲，他们的一个首领阿提拉打败了几乎所有的对手，杀人无数，要不是阿提拉死了，就要占领全欧洲。偶然在《中国从报》（China Repository)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Huns:their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their emigraions; subjection of the Alani, &c.: Life and death of Attila" 翻成中文：匈奴的起源、早期历史、迁徙；征服阿兰人；阿提拉之死及其生平“，文章发表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作者没有署名，但似乎对与匈奴相关的中外史料有较深的了解，比如关于匈奴早期历史的叙述大致与《史记》相符，更大的篇幅则是介绍匈奴人对欧洲的侵害，文笔优美，文学性和历史性兼顾，但最后几句略带怨气，说是中国人把匈奴带过去的，拉低了文章的立意高度。中国人做此问题研究的笔者所见较早的当属梁启超，他在五四运动后专心学术，《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与历史相关的力作问世。梁任公遗作千万言，尤善史部且涉及的话题很广，关于匈奴，不论是在中国的活动，还是北匈奴西迁及对欧洲历史的影响，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给笔者启示良多。

鸦片战争从字面上说是围绕鸦片问题所引发的战争，可以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起因则是英法美俄四国要求修约被拒。英法美要修的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以及它们附属条约如与关税相关的《虎门条约》。俄国没有参加战争，但要求重新审议过去康熙和雍正年间签订的两国边界、商贸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条约 - 当然也是英法美的目标。

两次鸦片战争进程中，清军地军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打败。不要说海战或者近岸战斗，就是清军擅长的陆战，大都以清军败绩结束。不排除个别战斗中清军给敌军以杀伤，但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等军事要素上，清军均处于下风。1860年秋，咸丰皇帝动员了数万部队交僧格林沁、胜保等人指挥，在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还是一触即溃，不到两个月即签订《北京条约》，圆明园也被烧掉了。然而对于清朝来说，幸运的是列强的目的不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为即使对中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列强自身无法实行长期的有效治理，而清朝内部也没有一支可以替代满清的政治力量。列强来势汹汹但并不危及自身统治，直到1861年发生“辛酉政变”，慈禧和恭亲王掌权后才看清楚这个形势。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许多战事，但其破坏力并不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发源地，1841年春夏间因交了“赎城费”英军未进城，广州免遭战火；1857底英法联军虽进入广州并占领三年，城内生活照旧；南京未被占领，天津和北京被占领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但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国家打了败仗，说明军队不行；割让香港，东北大片领土丧失，立国二百年所未有，极大地影响了朝廷的威望，向下发号施令不会像过去那么灵了，老百姓不大受管了； 经济上，取消了行商制度，十三行没有了，行商及官绅损失惨重；漕运制度变化，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人失业，没了生计；文化上，允许自由传教后，教案频发，冲突不断，民间的怨恨情绪不断增加。列强看出清朝的衰弱，以武力做后盾，得寸进尺，寻找借口，施加压力，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获得巨利，还诱发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开了个坏头，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是近代中国受难的源头。

虽然军事上一败涂地，如果外交得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甚至有可能与西方及时建立平等关系，继之学习和赶超西方。因此，鸦片战争中的外交问题成为笔者关注的焦点。

理想的状态是，清朝通过广州这个窗口了解英国及欧洲的动向，与英国联手，迅速改革，强化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同时与欧洲列强齐头并进，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些要求在现在看可能太高了，但在强敌面前吃了亏，清政府不仅不反思，连“知己知彼”的基本功夫都不愿意做，不能利用十三行行商、东印度公司、澳门这些有利资源，切实了解对手的实际情形，及时调整对策，因势利导，反而一错再错，直到事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外交失败的结果，道光和咸丰负总责。他们的的决策变来变去，总是强硬开始，妥协结束。事前也没有通盘的计划，事到眼前全靠谕旨行事，其措词往往是模棱两可，1838年12月31日，道光派林则徐去广州，如此重大委任，其上谕只有47个字，“谕内阁：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相比之下，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给义律的指令至少在2000词以上，行文逻辑性强，明确指明目标和实现的步骤，同时还考虑到情形的变化和应对办法。不知道道光私下里是否给过林更细致的书面指示，即便有，其质量也不甚期待。

关键岗位的人事选择和表现问题不少。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几年，广州的许多情况已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超出地方当局的应对能力，必须由两国官方出面解决；可北京坚持坚持旧制度，外方多申诉，均要求回广东商谈。可事实证明，只有中央政府亲自出面，主导谈判的全过程且主要谈判地在北京，问题才能全面解决。林则徐时期，清政府主要面对英国一国，到了耆英时，面对英法美三国；最后，在叶名琛主政时期，又加上俄国，成了四国，情形更加复杂。林则徐虎门销烟，捅了“马蜂窝”，琦善更差，把香港也搞丢了，道光派耆英到广东收拾残局，避免了更坏的结果；咸丰入继大统，不吸取教训，继续重用主战派，叶名琛刚愎自用，城陷身死域外，直到派桂良出面，苦撑“抚局”，才有最后的“了局”。

四国在外交上取胜的因素很多，情报是突出的一项。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深耕多年，积累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对于中国官场运作也很熟悉；他们雇用商人、传教士到中国东部沿海乘船旅行，搜集地理军事民俗等情报；资助马礼逊编辑《华英字典》和来华传教士在广东办报，如著名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ary)，其深度和广度令人惊讶。相比之下，清朝对英国国情了解很少，有限的相关情况也是道听途说的二手甚至三手信息，谬误甚多；不仅如此，保密工作表现不佳，重要文件常被泄漏，道咸同三朝都有圣旨泄漏事件，性质最为恶劣的是叶名琛档案被抢，大量机密暴露，令英人在谈判中占得先机，还直接导致耆英天津受辱被皇帝赐死；“反间”也常出大错，1860年9月，额尔金的秘书洛赫和巴夏礼被僧格林泌抓获后押往北京，联军兵临北京安定门外，要求确认二人生死，恒祺代为传话，洛赫竟然还能借在衣物上写字向外传递情报！

在外交谈判的关键人物中，除两位皇帝外，中方有林则徐、琦善、耆英、叶名琛、桂良、恭亲王奕诉六人，外方除了各国首脑，在“一线“的有义律（Charles Elliot), 璞鼎查、巴夏礼、额尔金兄弟、法国的葛罗和俄国的普提雅廷。朝廷在“剿抚”之间举棋不定，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妥协是上策，所以还是耆英和桂良的办法能够奏效。特别是桂良，他对局势认识清晰，遇事稳重，在关键的问题是又能坚持原则，其耐心的品质尤为突出，多次顶住咸丰皇帝多次不切实际的要求、压力甚至威胁，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恭亲王是咸丰皇帝弟弟，皇亲贵胄，深得依赖，恭亲王也不负期望，及时开城，使北京免遭战火，与四国签约，但没有桂良的铺垫，恭亲王要想成事也难。

外方代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义律、巴夏礼和普提雅廷。1834年10月律劳卑身死，英国期望与中方建立政府间关系的努力再次失败，英国在广东设置的商务监督一职也多次更换，直到1836年底，由义律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41年，前后长达五年。义律最大的特点是“能熬”，也就是韧性强，不达目的不罢休。面对在华英商的不信任和广东当局的敌视，他改变“静默”策略“，积极争取进驻广州，获得广东当局对其官方地位的认可；林则徐到广州后，措施严厉且急促，压力是空前的，他冷静应对，带领英国人退往澳门、香港，又和全体在港英人在外海飘泊数月之久，终于等到英国大军前来。

巴夏礼起自寒微，十二岁随家人来华，受璞鼎查、阿礼国等人提携，刻苦学习中文，先后担任厦门和广州的领事，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1858年初，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扶持柏贵为傀儡，发号施令，巴夏礼实际上成为相当于两广东总督的两广地区最高官员；额尔金来华后，他又被招去协助，参与谈判工作，其风格强硬但又是中国通，看问题往往能抓住要害，清朝官员很是头痛，对他也非常痛恨，于1860年9月18日在军前将其抓获并押往北京，但在联军的声援下获得释放，英国从《北京条约》中获得利益，巴夏礼助力甚巨；

普提雅廷是俄罗斯贵族出身，早年参加海军，20多岁就随海军进行了环球航行，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和高加索战争，他最有名的经历是1852年率队到日本签约，历尽曲折，直到1855年春才回到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下田条约》。1857年底，普提雅廷到香港，随英法美代表北上，经上海到天津，参与相关的谈判。和美国一样，他手中没有部队，对华谈判由英法主导。但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英国过于强势，提出的要求令中方难以承受，中方总是希望美俄出面说和，他便将这个需求同俄国对华领土野心联系起来，他和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遥相呼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诱使清政府一步步陷入圈套之中，等到清政府明白过来以后却为时已晚，东北大片领土开始丢失。

打不过就谈，边谈边学，变被动为主动，尽快扭转局面；打得过也谈，对自己也没有坏处； 具体经办人员不够得力就及时调整人事；积极了解对手的全部信息，又注意不泄漏我方机密，细致斟酌条款，抓大放小，为将来开好局......这好像是公司经理做年终总结，但其中的道理并不过时，也适用于道咸时代。遥想康熙皇帝面临那么复杂的局面，应对得法，取得巨大成功，同样是皇帝，一个王朝内的皇帝，道咸二帝与康熙对比之高下不以道里计，个中原由发人深思。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道咸同三朝外交文件汇编，收录了清朝与西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相关的大臣奏折、皇帝谕旨、与英法美俄等国往来照会等重要资料，起自1836年到1875年，跨度近四十年。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却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公使常驻北京、中日初次接触等大事，中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开始动摇并逐渐向现代化转变，是千百年来罕见的历史转折期。该书资料翔实，涉及范围广，权威性强，从保存到出版历经曲折，所以更显珍贵性，历来为学者重视，是研究晚清外交关系必读书籍之一。

笔者最深的印象是道光和咸丰两位皇帝对在位时失败的外交实践和结果负有重大责任，其恶劣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道光和咸丰期间，皇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大臣对皇帝是敬畏的，会积极执行皇帝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是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分析皇帝谕旨文本可以看到，两人共同的特点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形的情况下，立场常常发生动摇。起初信心满满，随着局势恶化相继转为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委屈求全，直到最后全面屈服，结果与当初的想法已是万里之别了。皇帝的想法变来变去，难受是下面当事的大臣。皇帝主战时，启用林则徐那样的主剿派，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又启用琦善那样主抚派，结果情况更糟，发生了割让香港这样清朝开国二百年来从未发生的事情，叶名琛看到林琦的遭遇，干脆“摆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在和议最后阶段，总是给主事大臣出难题，要他们极力挽回于己不利但又为外方极为看重的条款，不仅徒增谈判的难度，还往往造成意外的灾难，这在咸丰皇帝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同治朝是太后垂帘听政，皇帝本人不是决策人，外交实权掌握在慈禧和恭亲王手中，恭亲主是中心人物，因为转变思路，应对得法，外交方面比道咸时期有明显好转，没有出现影响全局的事件，镇压太军军也接近尾声，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也开始协助恭亲王介入外交事务，在外交制度和实践上为光绪朝做了良好的铺垫。

以皇帝、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大员等高级官员身份特殊，出自他们的书面资料权威性高，很多情况下下，如果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这些资料中寻找，而且常常以它为最后的依据，比如耆英之死。耆英是两次鸦片战争重要当事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负责与英国人谈判，是《南京条约》等重要条约的中方签字人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咸丰皇帝派往天津，与桂良、花沙纳一道参与对四国代表的谈判。在与英国谈判时，李泰国突然出示耆英缮写的给道光皇帝密折，该折是英国人在1858年攻入广州后截获的两广总督档案中发现，耆英不明就里，惊恐万状，迅速离开天津，招致咸丰皇帝的愤恨而赐死。

道咸外交主要针对英法美国俄四国，这也是自己地理大发现后，国际间竞争的结果的体现。英国取代早期的葡萄牙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殖民地帝国，也是当时唯一敢于和能够挑战清帝国的制度并通过战争达到目的的国家，道咸两朝，英国是对华外交的急先锋，排头兵，是清朝外交的主要对手。英国通过两次战争打败清朝，胁迫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其它国家跟着后面享受到英国胜利的果实，英国即此坐上在华外交使团的第一把交椅，并保持这一地位长达四十多年。

法国于十八世纪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失败，对华贸易不成规模，对中国的事业重心在传教方面。清朝在康熙年间善待来华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对传教士颇有好感，也借助他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雍正禁教，一直持续到道光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正当菲利浦执政的“七月王朝”时期，热心海外传教事业。法国政府派拉萼尼来华，于1844年末与耆英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其中有允许法国在五口通商口岸建立教堂，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责任。条约并没有明确弛禁天主教条款，但耆英没有顶住拉咢尼的压力，于1846年初，转请道光皇帝以廷寄的形式，通知地方大员开禁天主教，并将此廷寄交法方带回法国覆命。法国正是借此廷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胁迫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中公开写入相关条款，自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迅速发展，同时引发大量教案，规模和血腥程度不断增加，一直持续到清末，是清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立国不久，国力不强，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虽附和英国，但总持中立，避免军事介入，而且与清朝往来照会言辞相当温和，在谈判陷于僵局时也会从中斡旋，美方的善意连皇帝都感受到了，英法联军到大沽口，咸丰皇帝命令其代表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换约，被英法拒绝，但美方代表却接受安排，进京完成换约，英法代表对此颇为不满；

俄国没有参加第一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出力也没有派出军队，但单凭俄国代表能言善辩的能力就从中国东北夺得大片领土，实际的收获是四国中最大的。个中原因是俄罗斯通过驻欧洲的外交机构和北京的东正教团获得准确情报，对中国局势了如指掌，总是在清朝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加紧在边疆挑起事端，《瑷珲条约》签订于1858年5月，当时英法联已到达大沽口，清政府非常慌张，疲于应付，《筹办夷务始末》显示，这一时期东北大员传来的关于俄国挑事的奏折最为密集，清政府只顾眼前，匆忙批准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清政府吓破了胆，皇帝逃出北京，派恭亲王负责与四国谈判，俄国代表借口在天津和北京谈判期间，协助调停有功，要求对《瑷珲条约》加以正式确认并取得成功。

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个印象是皇权的威力和效力明显减弱。1861年在贵州发生了青岩教案，教民与当地百姓冲突，贵州提督田兴恕杀数名法国教士，并书面暗示地方官员对传教士可以采取极端手段。事情传到北京，法国公使多次到总理衙门控告和申诉，朝廷先后派多名大员前往调查，但地方上明显不甚配合，调查过程很不顺利，直到四年后，才宣布将田发配新疆，但田一直没有成行。法国公使得知后告知朝廷，朝廷又多次下旨催促。后来，田好不容易出发，走到甘肃，又被左宗棠请示留营效力，慈禧太后在批复中虽然批评了田案久拖不决但也是无可奈何，田兴恕到底还是没有去新疆，相比之下，到达新疆接受惩罚的林则徐和邓廷祯就不幸多了，说明道光皇帝的圣旨比同治的威力更大一些。

由于《筹办夷务始末》的权威性高，还可以用它来印证其它相关史料的真伪虚实。比如，鸦片战争即使在当时也是大事，但《清史稿》之《宣宗本纪》和《文宗本纪》中对此着墨甚少，特别是《文宗本纪》对取得成功的镇压太平天国大书特书，但对遭到惨败的英法联军之役却了了数笔，关键之处甚至干脆不书，可见执笔人深得“春秋笔法”之精义。

《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下来并不容易，从初步成书到影印出版经历了七十多年，经历王朝更替的动荡年月得以留存实属幸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排版印刷，为奏折加上题目，为阴历日期加上公元日期，保留朱批，附录加上索引，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奏折均用文言文写就，现代人要流畅通读已非易事了。

关于外国人研究鸦片战争的权威著作，我首先想到的是马士的《中华帝国外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年生于加拿大，少年与家人迁居美国，少年得志，15岁即入哈佛大学，1874年毕业后来到中国，进入赫德爵士领导的中国海关工作。他从基层做起，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海关机构历练，1903年被派任广州海关（粤海关）税务司，工作地点在今天的广州沿江西路29号，现在是粤海关博物馆。楼上他曾经的办公室按原样复原，笔者曾经到访参观，印像是宽大、安静、奢华。从1874到1907，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了30多年，晚年在英国居住，潜心学术研究，出版多部关于中国的专著，除了上述的《中》外，还著有《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依据的史料是英国印度事务部存的原始资料，权威性高。凭这两部学术名著，马士成为研究晚清外交开创性人物，美国知名学者费正清深受他的影响，直到今天，中文相关研究著作还常常引用马士的研究成果。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第一卷讲述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卷起自同治元年，到1893年即中国甲午战争结束，第三卷叙述到1911年清亡。笔者认为第一卷写得最好，好就好在结合丰富的史料，详细介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欧美与清朝的贸易关系史，可以深入了解鸦片战争的起因。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广东地方官员特别是粤海关对外商的盘剥以及政治上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前者的史料依据是任职于东印度公司秘书的Peter Auber在1834年出版的小册子《China: an Outline of its Government, Laws, and Policy》，后者则是朝廷发布一系列圣旨上谕，具体内容往往由两广总督拟定，报皇帝批准，再由广州当地的行商给外商转达。

傲慢和自大是清朝官员与外国人沟通的主要障碍之一，马士对此着墨甚多。比如1834年律劳卑来华，广州地方官员把座位安排得像审训犯人样式，律劳卑坚决要求改正；外商也不能直接见总督，必须通过行商投递禀贴；朝廷和地方官员在信函上，对外商的口气也常常体现出你卑我尊的意味。

盘剥和歧视是长期的、系统的和顽固的，也是英国力图改变的主要内容。为此，在《南京条约》和后来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设立了专门条款，规定两国官员平等往来，废除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马书早已有中译版，但最好以英文原著为主，把握全貌，只是中译版里的专有名词翻译可以参考。

事实上，在马士之前已有西方学者出版了鸦片战争研究专著，笔者看到最早的是德国学者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2.28 - 1870.3.17)写的的《鸦片战争史》（ 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vom ersten chinesischen Krieg bis zu den Verträgen in Peking 1840-1860）。这本书出版于1861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第二年。Neumann先生于1829来到中国，1833年带着一万多册中国图书回国，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它除了讲述战争起因进程和结果，也介绍了中国的制度和风俗，书后有索引，但没有书目，对作者使用的史料来源不甚明了。

该书没有中译本。

法国学者先于马士研究这一课题。高第教授（Henri Cordier)于1905和1906年分别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L’Expedition de Chine, 1857-1858; L'Expedition de Chine, 1860)。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后附书目中也列出高第的这两部著作。高书的写法特别，马士是以史料为基础，正文部分都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叙述，在有需要的地方征引史料出处，最后在书目清单中列出使用的全部资料，这是“论文式”写法；高第另辟蹊径，他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直接将史料排列在正文当中，比如法国借马赖被杀加入侵华战争，他就把广东教区的报告、法国驻广州代办的申诉、叶名琛的答复一一罗列出来；1958年春，英法联军到大沽口后，与清朝中央政府书信往来频繁，他把法国代表葛罗的相关照会、给巴黎外交部的报告及回复、与英美俄代表之间往来信件进行展示，史料间衔接的主要方法是作者以自己简单的语言介绍背景和事件的逻辑关系。把这些材料和中文史料对比，特别是与《筹办夷务始末》对比，缺失的重要细节浮现，整个事件的进展可以看得更清楚，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该书没有中译本。

美国学者的相关专著首推丹尼特（Tyler Dennett)的《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如书名。作者探讨了整个十九世纪，美国人在东亚地区商贸活动以及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人与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关系密切，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同英商一样，也有美商贩卖鸦片；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豆栏巷开有诊所（广州孙逸仙医院前身），林则徐曾委托家人到他那里取药治病；顾盛（Caleb Cushing) 来华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已签订，但他向耆英力争，与清朝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该条约利用利益均沾的原则，不仅获得了与英国人一样的权益，而且规定每十二年修订条约（稍后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也照此加入相关条款），这是《南京条约》没有的，美英法俄四国也正是利用这一条款，于1854年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四国修约努力是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该书引用的资料数量众多，不仅有公开出版物或档案，还有许多未刊手稿（manuscripts),是史料中的精品，提升了全书的权威性。

该书有商务版的中译本。

俄国至少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明清交际时其势力就已延伸到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了。期间，俄国人遇到一个难题是沿途缺少粮食，必须从乌拉尔地区运来，后来听说西伯利亚南面的黑龙江流域盛产粮食，继而南下，这就与清朝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演化成长期的边境冲突。这也是雅克萨战役和《尼布楚条约》的大背景。中俄实质性外交关系也从康熙开始。这些信息是笔者从《沙俄侵华史》获得，这套书共四册，1958年出了第一卷，到1976年才出齐。该书立场带有鲜明的年代特色，但它引用的专著和史料数量多，俄文有100多，英文法文50多种（笔者较为熟悉的书目大都收入），结构合理、文笔流畅，有助于了解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

对战争命名有多种方式，比如用地名：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用战争时长：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六日战争等。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以鸦片命名，特指从1840到1860年中英（法）之间发生的两次军事冲突。1840-1842年之间的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以英商为首的外国商人长期对清朝外贸管理体制不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外商极为不力，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于是总想寻求改变。但当时的清朝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满清对中国实行有效统治已近200年，在华外商集团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自十八世纪英国开始崛起，情形逐渐变化。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殖民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军事上已具备从海上入侵中国的能力。对华情报方面，英国也积累了大量的信息，了解中国在强大外表下的弱点，1834年率团访华的律劳卑向巴麦尊报告说，给我三四条船和少量英国士兵可以就逼中国就范。

律劳卑死后，英国政府一直等待时机，挑起冲突。以期在军事上战胜清朝，改变过去中英关系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状况。即使没有鸦片，没有虎门销烟，英国也会寻找其它理由侵略中国的，只是鸦片问题由来已久，随着进口和吸食人口的增加，白银外流，到了道光初期，鸦片已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到了不能不施以重手整治的地步；鸦片问题在英国也有长时间的和广泛的讨论，英国议会也是以虎门销烟为题，通过出兵中国的法案，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如此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种提法说得过去。

相比之下，第二鸦片战争的叫法却有些牵强，因为战争的起因与鸦片无关。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由鸦片而起，吊诡的是，《南京条约》中，与鸦片相关的只有第四条提及，“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嚇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虎门条约》专议税则，甚至不提鸦片。战后，朝廷很少讨论鸦片政策问题，朝野更多关注的是阻止英国人入广州城以及如何收拾残局，尽快让英军从舟山撤军，英文史料也是类似情况。直到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才重提鸦片，允许鸦片买卖但课以重税。为了挽回些颜面，该内容不在条约正文中提及，而是放在1858年末在上海签订的善后通商条约里，且后排到第五款，鸦片的名称也由“洋药”二字替换。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英法等国要求修订道光年间签订的条约被拒，然后发起战争，所以也被称为“修约战争”。

《南京条约》后，在华英国人开展贸易并不比过去更加顺利，在五口通商口岸，英国领事及商人与地方官民关系不佳，时常发生冲突，广州表现尤为激烈，双方围绕入城门问题互不相让，差点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提前。英国人最苦脑的是与官方沟通沟道不畅，向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申诉均不得要领；通过直隶总督向北京申诉，又被告知回到广东办理。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在广东要商谈事情，不能直接面见总督，而是要通过本地的行商用带有固定书写格式的禀贴形式与总督书面沟通，费时费力，常为英人诟病。而且条约修订后，贸易情形会发生变化，需要双方定期审核修订，这是常识。但道咸年间的清朝政府没不这样想，《南京条约》本来就是城下之盟，白门之约，是在清朝战败后极不情愿签订的，更不愿意认真执行。《虎门条约》内有“万年和约”的字样，两广总督叶名琛抓住这个含义模糊的词语，在答复英法美领事时，说《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根本没有修改的必要，这样，便与英法美的立场发生对立，外交沟通困难重重，战争便是唯一的选项了。

在此背影下，香港总督包令和广州领事巴夏礼，利用“亚罗号事件”大做文章，“亚罗“是一艘船的名字，为华人制造却在香港注册，受港英政府保护和管辖，1856年10月，清军上船抓捕犯罪嫌疑人，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发生冲突，英国借机联合法国发动侵华战争，所以外文史书中也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称为“亚罗战争”。。

如上所述，针对1840-1860之间清朝和英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鸦片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修约战争和亚罗战争几种叫法，似乎都有局限性，提出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