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音乐的认识甚早，出土乐器中确定是商朝的就有磬、编钟、缶、埙等，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老夫子是至少是音乐鉴赏家，《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战国时的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传送到今：荆轲将过易水刺秦，演奏家高渐离击筑为义士送别，何其壮哉！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世人无暇向诸管弦久矣。到了隋唐，政治相对稳定，中国与中亚、西域往来频繁，加上帝王的推动，音乐事业逐渐兴旺，达至于顶峰。隋炀帝精通作曲，唐高祖会弹琵琶，唐太宗为《秦王破阵乐》填词，而唐玄宗更是集指挥、作曲、编曲、配器、编舞、作词、演奏等于一身，称之为帝王音乐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多部正史在志书系列中专门介绍音乐，如《史记》里的《乐书》，直到《明史》《清史稿》都有乐志。

以上事实也说明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时至今日，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即使要写，史家往往不通音律，乐人又不谙笔法，融会贯通，疏不易也。

“通音律”不易，但“笔法”稍加训练，著述可期，所以写音乐史由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写较好，有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背景的陶亚兵先生写《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系统介绍的晚明到民国年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音乐交流情况，阐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由猎奇、求知到认同的认识过程，揭示跨国交流对丰富音乐学科内涵的重要性。

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到达中国并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利氏可能不善演奏，但曾给万历皇帝献上“西琴”一架，据陶先生考试，它就是17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击弦式古钢琴；利玛窦在著作中对中国道教和祭孔音乐及其所用乐器做出描述，算是向西方介绍中国音乐的第一人。

明清时中西音乐交流的高潮在康熙时期，康熙帝的好奇心和对音乐的热爱作用重要。耶稣会士分批来华，康熙帝还指定其中要有懂音乐的。西方乐师曾多次在宫中演奏，康熙帝不但听还有指正，说明音乐修养不低。但自乾隆以后，关于皇帝与音乐直接相关的史料不多，中西音乐交流的史绩散见于各类史书当中，需要勾陈拣择。

陶先生至少能看懂英文、法文、德文以及和钢琴关系密切的意大利语，凭借语言技能，他可以在西人著述中继续发现中西音乐交流的材料，比如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带有乐队，光绪年间赫德爵士在北京建立了专业乐队；也可以列出在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音乐的多语种著作目录，为后学提供进一步研究路径。

书中还有多处介绍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专业分析，如对某一支曲子，附上五线谱解释，研究深度可见一斑。1808年，巴罗的《中国游记》出版，其中载有《茉莉花》等中国音乐，说明到了嘉庆年间，民间的音乐交流仍在继续着。

传教士马国贤有回忆录《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记有康熙帝命西洋乐师德理格演奏古钢琴的场景，中译文将古钢琴译为“铙钹”，陶先生查到意大利文原文，与中译文进行比对，对应的单词是“cembalo”,正确的译法是“拨弦古钢琴”即羽管键琴，说明历史工作者于音乐陌生，下笔可能出错；公平地说，陶先生的书中有过多的乐理分析，引用的史料剪裁或可商榷，章节布局也略显杂乱，似乎史家之笔法之运用亦有不足，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坚持的观点，即专业领域比如音乐的历史写者最好是那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南梁的梁武帝萧衍有三个特别之处：一长寿，活了八十六；二善诗，“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有意境；本文主要说第三个，家族惨斗。

梁朝自五0三年起，五五七年亡，凡五十四年，梁武帝五0二年称帝，五四九年去世，在位四十六年，梁朝由梁武帝独自支撑并不为过。五四八年，梁朝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年八十五，由于处置失当，侯军攻入南京，梁武帝活活饿死，被侯景强立为帝的太子萧纲和萧纲的侄子萧栋不久被杀，又过了三年，”侯景之乱”才被平息。

“侯景之乱”期间，梁武帝的几个子孙为争得皇位，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变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兵败身死，南梁灭亡，为天下笑。

侯景入南京，萧正德作用关键。正德是梁武帝弟弟萧宏之子，过继给梁武帝为子，后来梁武帝自己的儿子老大萧统出生，立为太子，正德心怀不满，便暗里勾结侯景攻入南京，老侯倒是遵信，立萧正德为帝，但三个月后就把他杀掉了。主席有诗“牢骚太盛防肠断”，用在萧正德身上就是“牢骚太盛命或断”，其死，宜也。

梁武帝有八子，老七萧绎最为阴险冷酷。南京城破，负责军事的六哥萧纶逃到武昌，萧绎嫌他挡自己的皇位之路，不仅没有兄弟联合打侯，反而借北方的仇敌西魏之手杀了老六。坐镇四川的老八萧纪就不干了，马上称帝，东下长江和七哥争斗，北方的西魏乘势入川，断了萧纪的后路，萧纪不敌，被七哥所杀。

萧绎的大哥，著名的《昭明文选》总编、昭明太子萧统的两个儿子也来闹，老七攻入长沙，先杀了一个侄子萧誉，另一个侄子萧詧（音察）见取胜无望，干脆投了北方的西魏。

“侯景之乱”倒是萧绎平的，前敌总指挥王僧辩请示萧绎：进入南京后，如果老二简文帝萧纲还活着咋处理。萧绎说：六门之内，自极兵威。这二哥肯定是活不成了。王僧辩执行上级命令倒是彻底，把躲过战乱的萧绎的三个侄孙子也一并杀掉。

竞争对手或死或逃，萧绎终于在五五二年十一月当了皇帝，史称梁元帝，可好景不长，不到两年，西魏大军南下，侄子萧詧打头阵，攻入江陵，到底是把萧绎给灭了，最后的胜利者萧詧倒是做了七年皇帝，但统治的地方仅限于残破的江陵一带。

江陵围城时，七哥萧绎举止怪异，可能精神不大正常了。夜里巡城，口中作诗，君臣也不着调，还帮着唱和；城将破，命人将宫中大批存书烧毁，自己也想投火寻死；城中有不少死囚，下属建议都放出去打仗，萧绎却要求把这些人都杀掉......

无限的欲望酿梁家惨剧，山河破碎，引万千生命陪葬，笔者读史到此，也常废书而叹。招灾引祸，梁武帝难辞其咎也，可梁家偏偏多才子，所作诗文优美动人，与他们所造的血雨腥风反差巨大，请看老七萧绎名作、含二十三个春字的《春日》：

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
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
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
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
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
春愁春自结，春结讵能申。
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
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
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

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争议的人物。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1月4日，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被俘，1月22日被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1859年4月9日晚上7-9点间（戌时）去世，第二天下午5-7点（酉时）之间，遗体入棺，4月26日，载有遗体的棺材被运上船，5月15日到达广州。

据叶的随身仆人许庆、胡福讲述，除他们二人外，随行的还有武巡捕蓝镔、厨师刘喜、剔头匠刘四，他们带了可以吃上一年的食物，到叶去世前一个多月，食物吃得差不多了，仆人想在当地采买，叶不许，说我所带食物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英国人送食物过来也不受，临死时哀叹，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1856年10月6日发生”亚罗号事件“，此后的一年多，叶名琛一边向北京汇报，一边和英方明争暗斗，咸丰帝对叶的表现给予肯定和鼓励。叶名琛上奏说已据理驳斥英法照会提到的要求，军机处于1月17日收到奏折，距广州城陷已半个多月了。

对叶的评价多样且富于变化。

咸丰帝：”实属刚愎自用、办理乖谬“ （《清史例传》）
《清史稿》引用粤人看法：“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列传一百八十一）
骆秉章：“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骆氏1858年3月5日奏折)
黄宇和先生：“......把叶名琛当作替罪羊。就这样，被歪曲的叶名琛形象，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3月）
现在，网上常看到把叶名琛称为“海上苏武”的帖子

曾做过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僚的薛福成的评价是：叶名琛看到主战派的林则徐和裕谦结局悲惨，而主和派的琦善等人更是身败名裂，所以还不如静观其变为上。当时，天平军占领南京已达五年，英法联军又来，内忧外患，形势压力超出咸丰帝本人应对的能力范围之外，更别说在广东的叶名琛了，据此，薛福成又对叶名琛表示理解：”御非常之变，虽豪杰之士，鲜不智勇俱困焉？”

叶名琛在临终前做诗，还想到了广州的木棉花，黄宇和先生将它抄录在自己著作的结尾：

零丁洋泊汉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我不是知青，但知青却是自己怀旧的主题之一。
在新疆上高中的时候，英语老师是湖南知青，地理老师是上海知青，他们对我的学业帮助很大，我感谢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北的一个地方电台，宿舍的隔壁住着一位早年支边的北京知青，他负责技术，我们合作愉快；曾在卫生院工作的岳母80多岁，拉家常的时候会提起当年热情的天津知青，综上，我对知青印象不错。
有不少关于知青的影视作品 ，比如八十年的电视剧《蹉跎岁月》，黑白电视播放的，九十年代的《年轮》，主题歌都很好听；电影《今夜有暴风雪》，由陈道明主演，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年轮》和《今夜有暴风雪》都是根据作家梁晓声的原著改编，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东北，但许多生活细节我小时候在西北同样经历过，所以备感亲切。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钦佩知青们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和互助友爱的精神，也会为知青间忠贞的爱情故事而动容。可是，影视作品毕竟高于生活，高到时常与生活脱节。到知青老师家作客交谈，时间长了，他们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常常与痛苦和不幸相关，岳母口中的故事也包括知青在卫生院艰难选择的时刻，知青是一幅画，景物很美，却时常由苦难的底色衬托。
某年，和妻自驾东北。出京后，经承德、赤峰上到那高高的兴安岭，看科尔沁的绿草，赏满归镇的秋叶，呼伦贝尔聆听美丽的歌，黑龙江月照亮游子的心。走入白桦林，《归心似箭》里玉贞和抗联战士也是走在这样的白桦林中，《我们的田野》中的周里京和他的知青朋友们，分明也是兴奋地凝视着这片黑土地。战士经历流血牺牲，知青于奋斗中求出路，留下多少心酸和血泪。关于知青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不少，文学家走在了前面，史学家应该跟上才是。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第一份面向西方读者的英文报纸，1832年5月首次出版，1851年12月停刊，历时近二十年，大量报道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在京和地方高级官吏的奏折全文翻译、皇帝以廷寄或上谕形式做出的答复和由皇帝就特定问题向特定大臣发出的圣旨翻译件。这些重要的机密文件如何流出已无从知晓，但重要政策尚未颁布，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过程即被提前泄露非同寻常，令清朝在对外交涉中常常处于被动。

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请求朝廷驰禁鸦片，道光帝下旨（廷寄），让在广东的总督巡抚和粤海关督讨论并汇报；1838年6月2日，由鸿胪寺卿黄爵滋提交《奏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道光帝非常重视，扩大了讨论范围，以上谕的形式要求将黄的奏折发东北三将军及各地有上奏权的督抚奏议，结果是半年之内决定禁烟，年底，道光帝召见林则徐，第二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

《中国丛报》将许乃济和黄爵滋的奏折都翻译并刊登出来，在许的奏折翻译件中，日期是1836年6月2日，而在《筹办夷务始末》中该奏折标注的是6月10日，按照《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说明》，“所有折片都按到京日期排咧”，6月10日可能是军机处收到日期，而翻译件所据是6月2日的奏折，早于军机处收到日期。黄爵滋奏折翻译件虽未标注日期，但这期报纸的发行时间是在1838年9月，即在奏折上报3个月后，林则徐到京面圣的3个月前，关于鸦片政策仍在讨论当中，说明《中国丛报》有及时可靠的信息渠道，且信息准确性极高。

还有一份耆英关于驰禁天主教的重要奏折也被刊登出来。1844年秋，《中法黄埔签约》签订后，法方代表拉萼泥多次请耆英去征得皇帝的允许，解禁天主教，耆英为尽快了事，便答应下来。在奏折中，他向道光帝说明并非要真的解禁，只是给拉萼泥一个圣旨让他回国交差，关于解禁的政策也只是在国内小范围公布，但法国人却如获至宝，在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法方正是根据这条圣旨要求正式解禁天主教，令主持谈判的桂良非常被动。

《中国丛报》登载的圣旨还有一些，如琦善关于广东防务的奏折，甚至还有大臣之间的通信，可见当时清朝对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表现不佳。

到了咸丰朝，圣旨泄密事件并未停止，1859年1月，桂良奏，收到英使额尔金交来的从广东收到的圣旨一件，内容是要求广东组织地方团练，将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驱赶出去。该圣旨有不少漏洞，不一定为真，咸丰帝自己就不承认是出自己手。其中有“攘夷狄而尊华夏”字样，满人在在入关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咸丰帝在圣旨中使用这样的词汇令人费解。但是，他确实指示过广东举办团练，骚扰联军，配合天津谈判，其中部分词句出现在额尔金收到的这份可疑奏折中，说明团练相关的真实圣旨也在一定范围内遭到泄露。

1958年1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抢走两广总督叶名琛档案，道光帝和广东方面往来的多份奏折中文抄件被泄露，这些抄件再被英方用于谈判当中，致耆英身死，更是骇人听闻了。

奏折泄露事件到了同治年间仍有发生，1867年，与英美法俄签订的《天津签约》修约在即，6月，恭亲王提请朝廷要求官员展开讨论，曾国藩于12月上奏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料内容被泄露，登在报纸上，1868年6月，曾国藩专为此事向朝廷自请处分；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朝廷向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发出密寄，即只发给刘本人机密圣旨，要求提前戒备，不料该密寄被英国驻九江的领事得到并寄送北京的驻京公使威妥玛，由威妥玛转交恭亲王，朝廷才知道此事。

恭亲王要求大臣事关对外交涉文件应格外注意保密，说他经手的重要奏折都由军机处章京“亲自缮写，不假胥吏之手”，就是说经手的胥吏有泄密的嫌疑，但经手的章京是不是就靠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