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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导演的电影《饮食男女》开场惊艳,男主人公做饭的画面令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网上有观众评论,三个女儿真幸福,有个会做美食的好爸爸,我附议。

饮食是大事,在我小时候,饮食也是难事。家务由母亲负责,她不怎么会做饭,就是打玉米面糊、炒家常菜,蒸发糕或馒头,美味谈不上,能吃饱就行。有一段时间,她也要出去工作,家里就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早晚全家一起吃,可中午放学回家就需要我们哥俩自己动手做饭吃。液化气是没有的,得自己生火做饭,依稀记得也就是胡乱炒熟一个菜,就着馒头囫囵吃完了事,好难。

我们没有像父辈一样经历过饥饿年代,但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很快就饿,上午最后一节课难熬,肚子咕咕叫,就盼着下课的铃声响起,回家吃饭,尽量吃得饱饱的,按现在的说法,吃了许多碳水,所谓营养无从谈起。 工作以后,除了自己做饭,下馆子的机会多了,或是同事邀请小酌或是出差在外就餐,感到外面的东西比自己做的好吃。普通的尖椒土豆丝到了厨师手里就变成了难得的美味,还有很下饭的麻婆豆腐也是必点菜肴。后来的嘴也吃刁了,发现这两个菜能做得特别合自己口味的就那么几家。广东的菜也传到北方来了,喜欢吃蚝油生菜。后来我去了广州,在那生活了二十多年,吃到了地道的广东菜,才知道蚝油生菜只是其最普通的菜品之一。

那些年,下的馆子往往是小区周边、商业街、公路旁,小而脏,破而臭。但要么因为食物做得好吃,要么价格便宜,要么二者兼而有之,总是少不了食客,甚至爆满要等。曾经住在小县城,电影院旁边有一个包子铺,小脏破臭,但包子确实好吃,又便宜,即使在大冬天的早上,买包子的人也会挤进去购买,其中也有我。哥哥在西北省会居住,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有一家拌面做得特别好吃,我带你去。大黑天,他带我来到一个农贸市场,七拐八拐,走进一家面馆,灯光昏暗,空气污浊,用过的餐巾纸扔了一地,我们几乎是踩着这些餐巾纸吃了他说的好吃的面,现在,我只记得那些餐巾纸,面是什么味道说不出。

这些年,餐馆的卫生情况有些改善,但我已经很少下馆子了。为啥?吃不动了,加上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也怕吃多了于健康不利,所以更多的时候在家做着吃。有这样的话,饱暖思淫欲,富贵不能淫,前者说吃饱穿暖就想那事儿,后者反着看就是有钱有权了就可以随便做那事儿了,这“事儿”就是性,就和男女扯上关系。

孔老夫子早就看清楚了:食色,性也。前者关乎生存,后都关乎繁衍,都是头等大事,是人就绕不过去。在不谈性的男女关系中,男人要和女性搞好关系,感情第一道理第二,先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且用时要短。如果动之以情可以达到目的,晓之以理甚至都可以省掉,因为女人是感性的,讲究气顺,气顺了啥都好说,气不顺,请她配合难于上青天吧。

在涉及到性的男女关系中,那可复杂啦,远超出作者叙述的能力之外了,但在互联网产生以前的纸媒时代,我看报上登的刑事案件产生的原因中财和色占很大比例。色就是性关系,它固然有美好的一面,同时暗藏杀机,处理不好,真的要血溅五步,性命不保的。

郎才女貌,喜结连理,婚姻关系也有困境。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对配偶比中六合彩还要难,即便条件都满足,结婚时欢欢喜喜,随着岁月流逝,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娶了文工团的媳妇像捡到了宝,但到晚年,当女儿问他们俩是否合适时,老石给出否定的答案,说明婚姻关系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起起伏伏,要处理的问题多极了,需要长久的耐心和包容,不然,走着走着就一拍两散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如果真是在吃着碗里的比如说素菜,两眼又踅摸着锅里的红烧肉,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顶多被父母数落几句;可如果守着“碗里“的一个女人,又踅摸着”碗外“的女人,问题就复杂了,烦恼和风险都会增加。如此看来,处理饮食问题要比处理男女关系问题容易一些。

除了吃饭和睡觉,走在酒庄里可能是我情绪化水平最低的时候,这有利于严肃的思考。

情绪人人有,但作为性格特征的情绪化不是人人有。情绪化是所谓原生家庭送给孩子的礼物之一,里面装的是数不清的情绪炸弹,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扔出去炸人炸己。在学习、事业和婚姻跑道上充满了艰辛和痛苦。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所以对造因者的父亲长期充满怨恨。他是复员军人,没有多少文化,曾是孤儿,但对我们这些孩子经常打骂。 哥哥受害最深,弟弟也没少挨打,我看他们被打就感到害怕和恐惧,一方面尽量避免惹父亲生气,假装很乖的样子; 另一方面,遇到委屈就憋在心里,时间一长,表情就不自然,常常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父亲打我较少,但讽刺挖苦很多,造成我渴望表扬和肯定,厌恶批评和指责。

这些心理特征给我造成许多麻烦。在学校,老师表扬就沾沾自喜,同学开学玩笑,语气稍带讥讽就忌恨好久;工作后到单位里事儿更多了,讨好领导,几乎是讨要表扬,不接受批评,被批评也要求对方和言悦色,此种幼稚情形,不一而足。大家都是成年人,除家人知己,谁会成天惯着你?!于是对抗和冲突就成了工作中的常态;肢体语言,特别是表情,总是看到上严肃和僵硬,令人生畏,不好接近,不仅影响同事间的协作和工作效率,有好的机会也得不到。对家庭的影响很大,表情阴郁,让家人备感压力,遇到不开心的事也不明说,常常甩脸子,或抬屁股走人,常令家人不知所措,徒增烦脑。自媒体时代,看了许多博主的直播或切片,发现和我一样,受情绪化困扰的大有人在,有些人的表现和所受痛苦远在我之上,感同深受,同病相怜,自己的烦脑反而见轻。

杜绝情绪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情绪化是一个人性格的组成部分,而性格很难撼动。别说杜绝情绪化,就是意识到都不容易,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有领导和同事指出来,我没有当回事,家人也常有怨言,我笑笑而已;很早就看到关于情绪化及其危害的书籍和鸡汤文字,翻翻就忘在脑后。直到最近,我即将进入到老年生活,才发现这个问题还在困扰自己的生活,引起了我的警觉。情绪化是幸福的敌人,如果常常让情绪化还搅扰这人生不多的岁月就太不值得了。我确定我开始重视情绪化这个问题了,结合日常生活,我做了两个小小的尝试,效果不错,虽然我还不知道所有的方案和最终的结果。

首先,“挑剔“出去,”接纳“进来。我心中有一把尺子,是与世界运行标准并行的自己的标准,世界的标准是“大道”,我的标准是“挑剔”。心底常涌起这样的声音:说话这么大声,真讨厌!嘴里臭哄哄的,就不知道刷个牙吗?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个毛病,真让人受不了!其实,说话大声的这个人特别坚贞,口臭的人曾帮过自己大忙,老同志呢,一出手就解决了几个棘手的问题!想到这些被挑起的人身上的优点和带给自己的好处,就有了接纳的愿意,神奇的是,对方或早或晚能感受到这种意愿,发现了你的不同,暖心的善意就产生了。挑剔可能导向排斥,接纳必定暗含包容同,包容比排斥好。

说什么要想好。太太是个生活化的女人,关注的重心都是衣食住行,家长里短;我偏偏喜欢高谈阔论,身边没有听众,常对着她大讲国际局势,她偶尔插话,但多数时间以沉默回应。人家想的和你不一样,能听是出于礼貌,时间长了也会烦的。现在我已不谈国际局势了,而是经常坐在厨房看她做饭,听她讲一些生活琐事,偶尔也插几句话。演讲者和听众,台下和台下,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感觉挺好的。

在酒庄里转了一大圈,狗狗也累了,我们上车回家,太太也从医院回来,拿到了老岳母要吃的药,还顺便给我买了一副袖套和一条秋库,好是好,就是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每当我决定去酒庄散步时,心里就开始涌起幸福感。

酒庄位于贺兰山下,离家五公里,开车最多一刻钟。除了我自己,还有两只小狗陪伴。进到酒庄,把车停稳,下车,打开后座车门,小狗欢快地跳下车,向它们熟悉的草地飞奔。散步正式开始。

酒庄安静,没有闹市的喧嚣,只有小鸟的鸣叫和空气里时不时穿入鼻孔的花草的香气。对我来说,安静是幸福感的一个条件,因为安静的环境可以使心情平静,相反,各种噪声总是把人搞得心烦意乱,可要想获得安静并非易事。所以,我珍视这安静的当下。

酒庄有自己种的葡萄地,不大但生机盎然,紧挨着葡萄地有一个长廊,上面是拱形钢架,钢架上爬满了绿植。我抬腿走进长廊又感到幸福,因为我还能走。我在中国的东西南北都生活过,几乎在每个住处附近,都能看到行走不便的人,或拄拐杖或坐轮椅,甚至要人搀扶,令人感慨。对比之下,像双腿行走这样的身体的基本机能正常运转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此刻在我身上,于是步履轻快,任暖风掀起衣襟。

能看到贺兰山的轮廓表示空气质量好,一眼扫去,青山如黛,连白云映衫在山脊的影子都能看到。看着看着就开始回忆过去,那些成功失败和爱恨情仇都一起涌来,像春天的喜雨,也像海洋里的巨浪,带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回忆里有幸福,所以有“甜蜜的回忆“,也有悲伤,所以有”苦涩的回忆“,关键是怎么想。那些帮助自己的贵人,健在的和逝去的;那些看过的风景,自然的和人文的,那些困苦中努力后获得点滴进步......也会想到现在,也会想到将来,会有焦虑产生,但要时时照看狗狗或者欣赏远近的美景,所以想到的,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短暂的、粗浅、破碎和不连贯的,谈不上思维,也无所谓质量。好在经过这样时断时续的思绪,心灵好像一个人刚锻炼过,出了“汗”,整个人也舒服好多的。

我童年时住的房子后面就是山,对面也是山,我们家住在山沟里。夏天到山上捉蚂蚱,把蚂蚱装在空的水果罐头瓶里,拿回来喂鸡;晚上,到山那边的大队里看电影,再连夜翻山回来,要在山顶坐一会再下山回家,天上有月亮,又大又圆,好像要贴到我的脸上;冬天,我踩着冰雪去上学,脚下常常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这些场景曾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即使年过半百的我走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酒庄里也会想起来。那时的和现在的,酒庄的和家乡的,由一种神秘的宁静把它们相连。是的,这宁静在我心里像珍珠那样宝贵,是人世间为数不多的难以割舍的东西,因为宁静带给我平安、喜乐和感恩的心情,也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幸福感。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兵临城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1964年上映。讲的是1948年解放军围困长春,赵崇武师长与解放军合作,率部起义的故事。有一场戏是由李黯然先生扮演的解放军姜部长进城,来到赵师长官邸,进行秘密会谈,其中有一段对话几十年过去了笔者还记在心里:

姜:"您还记得二十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被赵打断)
赵:"啊,一面谈看你我的前程"......

李黯然先生字正腔圆,声音浑厚,很有文化意境,加上所配的灯光画面,使人暂时忘记了国共斗争的背景,被带入一种温馨的场景,深深地被这位解放军代表身上的儒雅气质吸引;“南京,玄武湖畔”,听上去遥远又有诗意,令人想往。但现实是残酷的,赵崇武师长效力的国民政府立国不到四十年就被迫迁台,相关记录片说蒋介石在飞离南京时,特意在城市上空盘旋多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留下多少家国情仇。“最是仓皇辞职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想必蒋先生体会到南唐后主诗句中的悲凉。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国民政府没有皇帝,不算王朝,但是上历史课的时候,把蒋的政权也叫蒋家王朝,如果这能说得通,南京可以叫“七朝古都”了吧。那太平天国呢?洪秀全在咸丰元年(1851年)就自称天王,实际上就是皇帝,1853年春,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1864年夏被清军灭亡,前后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如果把太平天国算上的话,南京又可被称为“八朝古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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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进入南京后,建立天王府,呆在里面一直到死。中华民国总统府就是在天王府的遗址上兴建的,2016年秋,我专程去那里参观。当天下雨,可景点里面游客还是不少。我则直奔天王府遗址部分,看了天王的金鸾殿和他的书房,走累了,在复建的东花园长凳上坐下来休息。雨还在下,空气潮湿阴冷,绿树的枝叶高出人字屋顶,散向穹庐,眼神顺着白墙向上,越过乌瓦,落在灰暗的天空上。遥想当年,天王读书累了时候也可能到这里一坐吧,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雨天,整理着他的思想,盘算着他的事业和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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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注意太平天国历史是在天津。九十年代初,在南开大学附近等长途班车,从地摊上买到陈恭禄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上下两册。陈先生是江苏丹徒人,1900年生人,1921年入金陵大学,辗转进入历史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长期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大学期间即写出《日本全史》。《中国近代史》是他的成名作,1935年由作为大学丛书系列图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册,详细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到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近百年的历史。该书最大的特点是“言之有据”,即以权威的史料做后盾,说明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最后一章叫“史料评论”,专讲写作时参考的史料,从所列书目可以看出他涉猎广泛、使用的史料种类繁多,不仅有中文的还有外文的,增加了这本书的说服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三个事件写得最好,笔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业余时间做一点鸦片战争研究的;但他对太平天国的讲述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了两个章节还处理这段历史,不仅让我明白了它的过程,而且它的破坏性有了深切的认识。陈先生的家乡丹徒所在的镇江位于长江南岸,与扬州隔江相望,太平军和清军在这一带多次展开激战。陈先生为了写书,在业余时间到乡下访问老者,听他们讲述相关的轶闻。“余乡居无事常与老者谈话,老者于无意中常言其为太平军所掳,迫而从军之状况,或逃难避乱之故事,其言未有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价值”,如果说他太平天国历史写得好,与他这些书外的功夫也有关系吧。

阅读陈的《中国近代史》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所用语言半文半白,文言文特点突出,要读通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时间,加上这是一部通史著作,太平天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总有意尤未尽的感觉。于是又读罗尔纲先生的专著,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胡适家做家教的时候开始研究太平天国。罗尔纲是广西贵县(今贵港)人,那里是石达开的故乡,离天王起事的金田村不远,是早期太平军活跃的区域,利用在家乡的机会地搜集相关史料,经胡适的鼓励和指导,最后写成《太平天国史纲》,这本书于1936年出版,两个月内就出了三版,可见该书很受读者欢迎。但全书不到二百页,只是讲个大概,结尾又没有书目索引,对采用的史料性情况不清楚,所以不能算上乘之做,经不断积累和充实,又写成《太平天国史》四卷本的巨著,由中华书局出版。它采用司马迁的纪传体形式,不仅给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做传,还详细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是全书的亮点,但是全书竟然完全不写敌对方的情况,清军文武一个也不列,曾国藩传也没有,形格势禁,完整笔书,何其难也。

太平天国,起于广西,蔓延两湖,江浙皖糜烂,太平官是做不得了,能善终算是烧高香了,各种死反而成了常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晚清地方高级的官员由总督巡抚和将军组成。总督抓总巡抚掌政,将军主军事。太平天国期间,至少有九位这个级别的高官不得善终。先讲一个善终但九死一生的徐广缙,本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突遇太平天国这样的大事,整个人生都被改变,几乎是九死一生,经历颇为坎坷。

徐广缙1797年生人,老家安徽阜阳,父亲哥哥和他本人都是进士,那个年代考上进士是做大官的必要条件之一,他二十四岁中进进士,真是前途无量。先在京当了翰林,后来当过会试同考官、山东道御史、榆林府知府、江西粮道,四十五岁的时候调回北京,任顺天府尹,再外放四川布政使和江宁布政史,布政使是省级高官,主官一省财政,顶头上司是巡抚。1846年先授云南巡抚后改任广东巡抚,于1847年春到达广州就任,第二年就接替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人物耆英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成为清政府在两广地区最高官员,在粤期间,处理了几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如成功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和处理澳门总督亚马勒遇速案,很受朝廷的肯定;太平天国在1851年春起事,而在此之前,天地会已在广东起义,徐广缙同巡抚叶名琛合作,多次率部追剿,在几乎大功告成时,被调往广西,镇压太平军,剿灭广东天地会的扫尾工作由叶最后完成。

北京收到太平军起事的消息后,调兵遣将,以期迅速扑灭,但意外频出且屡屡受挫,先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力剿,不济,又派在家休养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弹压,林受命出发,不幸在途中去世;原两江总督李星沅继林则后被委以钦差,人是到了广西,但打了几次败仗就病死了。太平军先是在桂平山区与清军周旋,但在1851年9月,即起事仅八个月后突然攻占永安州城(广西象山县),咸丰皇帝派重臣赛尚阿亲赴广西督阵,由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向荣等率大军包围永州,但围了半年也无法攻克,1852年4月,太军平竟然成功突围,迅速北上,攻打当时的省会桂林,不果,但击毙广州副都统乌兰泰,6月攻克全州,清军又没有堵住,虽在蓑衣渡战斗中打死南王冯云山,但全军再次突围成功,从广西进入湖南。即从两广进入两湖,影响面急剧扩大,进展速度加快,先从湘南北上攻打长沙不下,果断撤围,占益阳和岳阳,岳阳一丢,武昌难保。果然,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入武昌,两个月后占南京,建立了与北京对立太平天国政权。

由上可知,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势头正盛,清军没有招架之力,就是曾国藩在,也无法挽回,更何况徐广缙。1852年9月25日,接上谕:徐广缙著以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驰赴湖南,督办军务。徐的厄运就此开始。这个时候,太平军已在攻打长沙了。据徐自己写的《思补斋自订年谱》,他10月2日启程,走了一个多月,11月2日才到衡阳,3日正式接任。这时长沙战役已进行了近两个月,长沙守军非常顽强,太平军屡攻不下,便撤围北走,徐一路跟随,1月13日到岳阳,而前一天即1月12日武昌已经失陷了。徐连日操劳,逢此败绩,身体出现状况:“饮食锐减,痰漱带血”,1853年2月14日,奉上谕:“徐广缙著革职拿问,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派员押解来京,交部治罪。” 措词严厉,几乎和1841年初割让香港的琦善一个待遇了。

平心而论,受到这样的处罚对徐不公。太平军起事的广西是徐的辖境不假,但当时天地会在广东闹得很凶,徐正按朝廷布署全力镇压,根本无暇顾及,剿捕成败,全赖广西地方当局的作为;咸丰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开始并没有调动徐,而是从两广以外调派林则徐、李星沅和赛尚阿去处理。战事不利,李和赛负主要领导责任;再者,战事进展速度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那时交通又不便利,徐广缙接到命令后,紧赶慢赶也无法及时赶到一线,即使到了,了解情况、和同事会商、排兵布阵等都需要时间,给徐的时间那么短,他怎么可能扭转战局呢?1853年,徐广缙57岁。

徐的霉运还没有完,徐被革职后,官方查抄了他在广东的寓所,儿子也受牵连,在刑部的官职也丢了。后来徐又被赦出,派往河南安徽协助镇压捻军,不但不受重视,还受到同仁的排挤,妻子王夫人跟随丈夫四处奔波,徐到广东任职,王夫人随行。1853年春,徐遭贬被押往北京,再转去河南,1854秋,接广东来信,王夫人已于当年8月间去世。1855年春,徐被接回安徽阜阳老家居住,一进到同治八年(1869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徐算是善终,自然死亡。但他的几位同僚就得不到善终,非自然死亡了。湖北巡抚常大淳,武昌失陷,与妻、儿、儿媳、孙女一同自杀; 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太军平攻入南京时被杀;湖广总督吴文镕,1854年在黄州兵败投河自杀; 安徽巡抚江忠源,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入合肥,江投河自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1856年在江苏句容兵败自杀;浙江巡抚王有龄,1862年1月,忠王李季成攻入杭州,王上吊自杀; 两江总督何桂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咸丰频繁沟通,提供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雌颇受咸丰重视,因常州失陷,不仅革职,竟被押往北京,在菜市口斩杀!清军损失惨重,太平军也不好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就走下坡路了,到后期被湘军和淮军斩杀甚众,可以从包括曾国藩在内的大臣奏折里得到印证;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就更不用说了,李圭的《思痛记》所讲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丧乱之下,苦痛,众受之。

从天王的东花园出来,晚上又去了夫子庙,漫步秦淮河,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各种彩灯把河面照得泛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品的香味,闻之就会激起激起食欲,于是走进店家,大快朵颐起来,看着窗外的美景,真是希望它年深日久,永驻人间。

五胡乱华,中原大乱;衣冠南渡,晋帝播迁。北方先后建立十六国,匈奴的前赵为首,最后以鲜卑人建立北魏收官,由北魏分化出来的北周统一全国,出自北周的杨坚建立隋朝,中国进入了隋唐朝代。从北魏到北周(公元386-580年),鲜卑的政治势力实际控制北方长达二百年之久,同样由北魏分化出来,和西魏北周并立,由汉人建立的北齐统治中原时间不到三十年(公元550-577),五世纪和六世纪南北对立是北魏和东晋、宋齐梁陈的对立,也是鲜卑族政权和汉人政权的对立,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遗憾的是,与北魏相关的史料不多,研究起来颇为困难,笔者的老师张金龙教授著有《北魏政治史》,洋洋洒洒九大卷,也慨叹北魏史料匮乏,除史籍记载外,不得不借助考古发现充实研究成果。

关于北魏最重要的史料是列入二十四史的《魏书》,它认为北魏是正统,南方的政权是假政权,不正统。所以把东晋叫“僭晋”,宋齐梁叫“岛夷”,宇文氏建立的西魏干脆不书。《魏书》之前,北魏大臣崔浩也尝试写过魏史,但遭到强列攻击,结果是本人身死,满门抄斩,悲惨至极。崔浩官至司徒,辅佐太武帝拓跋焘东征西讨,在剿灭北凉和夏政权上立有大功,著有《国纪》,这本书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拓跋焘在位时,北魏立国时间不长,《国纪》所述应是北魏早期历史。《国纪》被刻在石碑上并置于闹市让大家观看,得到的评价是“备而不典”,于是就把崔浩等人杀掉了,“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那么,什么是“备而不典”?到底《国纪》中写了什么犯忌的内容呢?笔者做一下推测,可能是关于鲜卑劫掠和落后习俗犯忌。太史公和班固讲匈奴的时候,开篇就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开性也”(太史公)。班固抄之,”其俗,宽由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蓖以侵伐,其天性也“,就是说匈奴急了就抢,那早期的鲜卑是不是也爱抢呢?答案是肯定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有多条相关记载;其二是落后,体现在”无文书“,没有鲜卑文字; 特别是其“收继婚”制度令汉人为主的中原地区人民不耻,《汉书-匈奴传》记载,西汉征和四年(公元89年),即贰师将军李广利降匈奴第二年,西汉派到匈奴的使臣面对质问回答道:我朝皇帝的太子和丞相争斗,皇帝杀了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也。敦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妻后母,禽兽行也“。”妻后母“是匈奴的习俗,乌桓也有,“其俗妻其后母”,还多了一条“报寡嫂”,就是说嫂子死了,其他兄弟可以娶其为妻,而鲜卑呢?《后汉书》记载“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当老百姓在街上看到这个石碑,明白了上面写的内容,可能会说,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朝廷早先这么落后啊,伦常关系这么乱,真是丢人,啧啧啧。民间议论传到鲜卑贵族耳朵里,再翻舌给皇上听,于是便在统治集团内部激起广泛的羞耻和愤怒,崔浩等人的悲惨命运也就决定了。推测是推测,真相如何,可能要成为千古之谜了。

《魏书》的一个亮点是在《官氏志》中记载了鲜卑姓氏的变化,笔者将有趣的列在下面:
拓跋氏改为长孙氏,到魏文帝(公元471-499在位)时,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
其它:伊娄氏(伊氏)、丘敦氏(丘氏)、车焜氏(车氏)、丘穆陵氏(穆氏)、独孤氏(刘氏,注:北周八位柱国将军之一的独孤信的四女儿是唐高宗李渊的母亲,七女儿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隋唐王室有鲜卑血统。)贺赖氏(贺氏)、若干氏(苟氏)、若口引氏(寇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阿单氏(单氏)、贺拔氏(何氏)、扈地于氏(扈氏)、须卜氏(卜氏)、库狄氏(狄氏)。

还有一个吐谷浑氏,《北史卷八十四 吐谷浑》记载,吐谷浑是辽东鲜卑徒何涉归的庶子,哥哥弈洛韩(晋书作“环”),是十六国期间前燕的开国皇帝,弟弟若洛廆,父死后,三弟继父位,“是为慕容氏”,后因兄弟相争,吐谷浑率部西去,到陇上、河湟一带定居,”遂徙于上陇,止于枹罕(今甘肃省临夏)。自枹罕既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而居“。学界有观点认为是今天土族在前身。

关于鲜卑的起源,《后汉书》和《三国志》将鲜卑和乌桓并列(《三国志》把乌桓称作“乌丸”),但乌桓比鲜卑更早出现,汉武帝在位时期,霍去病大败匈奴,专门设立了乌桓校尉这个职位,让乌桓族人为汉朝监视匈奴的动向。《汉书-匈奴传》又记,汉武帝死后不久,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汉朝利用匈奴乌桓相攻时机,派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征,”乘乌桓之弊,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到了西汉末年,因匈奴势力仍在,经常有西域国人、汉人、甚至乌桓人亡入匈奴,引起汉朝警觉,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1年),朝廷派人到西域宣布禁令,今后不许包括乌桓在内的四种人进入匈奴。这说明乌桓在西汉中期很是活跃,周旋于汉匈两大势力之间,不仅如此,乌桓还负责管理鲜卑诸部,《后汉书志二十八-百官》在护乌桓校尉条下的应劭注解写道:“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两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乌桓势力在东汉末年遭到毁灭性打击,那时乌桓势力正强,又有一个名叫蹋顿的勇武首领,整合从中原一带大量逃来的汉人,不断向东汉发起进攻;曹操和袁氏争雄,袁氏败绩,残余势力也逃入乌桓,这岂是曹操能容忍的?于是在建安十一年(注:三国志记建安十一年即公元206年,后汉书记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曹操亲征辽西,”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等人稍后也被杀。这是《后汉书》记载,《三国志》记得更具体,不仅有战况的描述,蹋顿被临阵斩首,对战后乌桓的安置情况也有说明,将在幽州、并州一带居住的“乌丸万余落,悉徙居中国“,加入中原王朝的部队,行军打仗去了。

从这些史料看中,乌桓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错估了自己的实力,自身虽强,但还不足以强过曹军;容留曹操的政治对手也是大忌,本想利用逃来的袁尚一起击败曹氏,进军中原,结果是袁尚被杀,自己的整个部族都跨掉,而且再也没有恢复。

鲜卑在东汉末年也曾强大一时,主要原因是出了一个历害的首领檀石槐,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在山西北部及山西和内蒙交界一带(高柳、云中、雁门)大败汉军,杀伤数万人,三位汉将各带数十人奔还。但没过多久,檀石槐死,鲜卑又归于沉寂。首领强部落强,首领死部落衰,这似乎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发展一个共性。发生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是鲜卑族”翻身“的重大时机。是的,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为害中原,造成天下三分的结果,但其破坏性远不及“八王之乱”,看司马光的记载真是令人胆寒,战事频繁且惨烈,洛阳长安屡经摧残,把宫女杀死,人肉充军粮,这种吃人的的记载要到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才能看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余部十余万人护送其灵柩回胶东,在苦县(河南鹿邑县)被汉赵石勒所部追上,激战之后,这十余万人全部被杀!中原大乱,鲜卑也加入争夺政权的行列,但过程并不顺利。除北魏(对应三国魏,史称后魏)外,还有五个政权由鲜卑族建立,他们是南燕、西燕、后燕、前燕和南凉,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原和关中的两侧,即河北东北部、辽西,西部的甘青一带。匈奴人建立前后赵很快跨掉,氐族势力强大起来,在其首苻坚带领下差点统一全国。公元338年,鲜卑拓跋部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建立代国,但不幸被苻坚所灭,时在公元376年,十年后又复国,经过几十年军事斗争,消灭匈奴人建立的北凉,统一了北方,最后由分化出北周统一了全国。

从地形上看,中原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好,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民族相断展开争夺,汉民族以特有的文治武功占上风,但如果中原内乱,又逢蛮族势大且有英武的领导人指引,蛮族又可能进军并掌握中原政权,但要长治久安又必须实行汉人的制度和文化不可。隋以前,北方蛮族当中,匈奴乌桓鲜卑的势力突出,其实还有一个羌族也很厉害,只是在东汉受到打击,没有形成致命的威肋。鲜卑通过北魏王朝融入中原文化,到了隋唐,对主原的主要威胁转为突厥族和西部的吐蕃,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