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咸同《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是谈论晚清外交的“门票”。清朝灭亡后，《始末》深藏宫中，1930年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再版。《始末》编辑的惯例是后朝修前朝，所以道光《始末》咸丰修，咸丰《始末》同治修，光绪《始末》本应宣统修，但宣统仅持续三年，所以没有官修的光绪朝《始末》，曾在军机处担任章京的王彦威是个有心人，利用工作之余，将经手的奏折、谕旨、函电等重要文件尽量抄录副本，儿子王亮、孙子王敬立接力整理编辑，1932年印行，蒋中正、徐世昌、蔡元培、顾维钧、胡适之、蒋廷黻作序，可见该书的分量。

咸丰帝一死标志着晚清皇权开始衰落，看道咸《始末》，二帝有主见有决断，谕旨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且常有大段朱批，皇帝与大臣之间互动充分；进入同治时期，慈禧太后为实际主政人，谕旨变得简单和“套路化”，对大臣的奏折的批示常以奏折中大臣自己的建议为决策依据；同治初年，李秀成所部攻占苏杭，淮军主剿，军中有英美法军官助阵，李鸿章多次为他们请功，求授总兵衔，次数之多，有滥求之嫌疑，可朝廷无有不准，说明地方官员之锋芒朝廷也要避让三分。朝廷协调地方纠纷的能力也有所下降，最突出的例子是田兴恕案。田是贵州提督，1862年贵州发生青岩教案，田命斩杀传教士，法国驻京公使抗议，朝廷的处理意见长期不得实施，最后将田发配新疆，左季高西征，从兰州上奏折，要求将田留在军中效力，后又请将其释放回籍，田兴怒1873年回到湖南凤凰，此时距青岩教案爆发已逾十年了。

自道光帝以来，外交事务多有败绩，但朝廷对涉事大臣的处罚多为撤职、发配、充军等项，很少加诸刑戮。道光帝较为厚道，林则徐、邓廷桢发配新疆后均获起用，琦善擅予香港于英人，即使查抄家产，锁拿到京，后来也获得重用；咸丰帝年轻，火气大，英法联军到津，谈判不顺，对耆英痛下杀手，开晚清因外交问题刑上重臣之先例。戊戌变法以后，保守派大受刺激，危机感增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逐渐把持军机处，对洋人的态度由过去的廷争面折转变到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阶段，高级官员如何保住身家性命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描述看，1900年御前会议上的那些御史言官是“高危群体”。第一次会议上大理寺少卿张亨嘉说“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是福建人，“语多土音，（语）气急”；侍读学士朱祖谋干脆和太后“顶牛”，说太后你说能压住台，那要依靠谁呢？太后说靠董福祥，朱“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漫说太后，就是常人听闻此言也可能恼羞成怒，果然，”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御前会议上头一个和太后争辩的太常寺卿袁昶在会后继续极谏，终于大祸临头，身首异处。

7月26日，袁昶提交一份措词激烈的奏折（《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二，页22-25），他首先述说1860年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国家所受之困，继而将责任都推到当朝保守大臣身上，且指名道姓地进行痛批：

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
直隶总督裕禄：迎礼于后；
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
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
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啓秀: 胶执己见，愚而自用；
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 ，工于逢迎；

袁昶于1897年10月2日奉命入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职时浅，排名靠后，且该衙门权力远不及军机处，袁昶以较低的职位将他的上级和领导都“骂”了个遍，这在道光以来众多外交相关奏折中是绝无仅有的。甚者，袁昶在奏折的结尾要求严惩上述大臣，措词同样激烈，也是招祸的重要原因：“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啓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再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流涕具陈，不胜痛愤。”

笔者多年前即读过这份奏折，重要语句均有划线，还在结尾批注“袁公千古！”可见当时笔者也是赞赏袁的行为的，可物换星移，历事渐多，对此事多了一些思考。

慈禧太后、端王、刚毅等保守派的立场有深长的历史背景，到1900年，列强对清朝欺压已经过了一个甲子，朝廷的政治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教会又不断制造事端，激起贵族和高级官吏的无比愤恨，他们想借义和团的力量一雪前耻，其动机有其合理之处，然袁折并不述及于此，仅攻其协助之愚，显得有些片面。袁折措词也有不少可议之处。批评应有理有据，袁对刚、啓、裕的批评之前均列出具体依据，但批刚毅“顽固性成”，对其他大臣在缺少具体依据的基础上用“素性糊涂、胶执己见、居心狡狯”这样宽泛用语，并不能够增加言词的说服力；“本系甘肃土匪、狼子野心”“比奸阿匪”，称同朝官员为匪且有二心，上级与匪朋比，羞辱之意味很强。又主张对诸大臣用“重典”，就是要太后和皇帝杀了这些人，他们均为当朝重臣，太后亲信，袁昶要求太后将他们都杀掉，这要求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再把自己杀掉，是不是有些过于义气用事了。

耆英不等咸丰帝谕旨擅自离津，他的死在于懦，袁昶理智有亏，激昂文字，他的死在于莽。危难之时，如遇无法扭转之时事，当优先保全自己，待危机解除，仍可以己之才效力于国家和社会，由此，似可更新对袁昶奏折的批注：袁公千古，不没丹青。图存于前，救亡于后，纯心报国，中华永绪。

1860年9月22日上午，为避英法联军兵锋，清咸丰帝从圆明园仓皇逃出，直奔承德，第二年的8月22日，在那里的避暑山庄病逝，殁年31岁；40年后的8月15日清晨，咸丰帝曾经的伴侣”懿贵妃”即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等人从紫禁城仓皇逃出，到西安落脚，1908年11月15日下午3点离世，享年73岁。慈禧虽没到当过皇帝，但以太后或太皇太后身份，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8年，其权术表现远高于咸丰帝，而大清王朝的气数也随她的离去一同消亡了。

有关慈禧的争议很多，其中一个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她为什么决定对列强宣战。在相关的史料中，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国史学会：《义和团》第一册，页47-55）和怀来知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前者记录慈禧主持的五次御前会议情况，有助于了解决策过程，后者讲述吴永在怀来接待慈禧一行，慈禧多次与吴永长谈，吴永记录下来的谈话内容有助于了解慈禧的心思。

恽氏自言御前会议四次，读他的原文，实际上是五次，只是最后一次大臣们接到通知又不开了。

第一次：6月16日（午刻，11:00-13:00);
第二次：6月17日（未刻，13:00-15:00);
第三次：6月18日（申刻，15:00-17:00);
第四次：6月19日（未刻，13:00-15:00);
第五次：6月20日（辰刻，07:00-09:00);

第三次会议开得很短，“筹议和战，稍顷即退”，第四次会议上，“太后决定宣战”，值得分析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

第一次会议中，太常卿袁昶“乃详言拳实为乱民，万不可恃“，太后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第二次会议中，太后做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发言且声音很大：“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禝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非常细心，他注意到慈禧讲话中，前面用了”诸大臣“，这是正常的上下尊卑的口气，后面又用了“诸公”称谓，将自己与众人放在了几乎平等的位置上，说明太后当时的底气和信心已不那么足了。

在做上述发言前，太后说，接到驻京外国公使团照会，内容有四：“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她没有讲第四条，恽毓鼎猜测可能是要求太后归政于皇帝，她本人不好开口。关于这个照会，西文史料从未提及，且太后只撮其要点，具体内容也不细述，实在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恽毓鼎推测，太后决定宣战与此照会关系密切。

甲午之后，列强压迫日深，戊戌变法，六君子赴死，英日庇护康梁，公使团对立大阿哥溥儁又反应冷淡，这些固然是太后仇外既而拟战之背景，可慈禧决定宣战的主要动机在于维护她自身的权力不受影响，以确保她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总处于绝对控制的地位。当时保守派势大，已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她不得不隐忍屈就，否则，以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保守派可能对她进行逼宫，垂帘听政的事有可能不会再有了。

慈禧权术的主旨是平衡各派，自己居中。英法联军入京后，她看到洋人势大，便与恭亲王合作，支持他对外的温和政策，同时并不阻止保守派对恭亲王的指责，这种局面持续了二十四年，一直到1884年军机处大换血，恭亲王下，礼亲王世铎上。 其后十年间，军机处组成人员并非都是保守派，1894年，朝鲜事起，慈禧还重新起用恭亲王，同情变法的翁同龢亦在军机处辅助。戊戌变法后，情况大变，军机处派系失衡，成员主要由保守大臣把持，1898年，恭亲王死，翁同龢罢免，保守的王文韶和啓秀入值军机处，而翁的政敌保守派刚毅的排名一度上升到第二的位置。1900年春，军机处军机大臣八位，其中保守派五位：刚毅、王文韶、啓秀、赵舒翘和端郡王载漪，荣禄立场摇摆，礼亲王世铎不大管事，鹿传霖新入值，排名最后。所以，军机处话事权主要在载、刚、王、啓、赵五人。从1897年开始，山东闹教，大刀会日盛，势力逐渐渗入直隶，载漪和刚毅受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影响，延义和团入府入宫入京，膜拜操练，其势甚盛。

慈禧本人同样感受到压力，这在她与吴永的谈话中体现明显（中国史学会：“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三册，页436）。辅国公载澜大闹，“有一次载澜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有王公贵胄要进宫搜入教教徒，“他们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更糟的是“满汉各军已与他们打通一气，因此不敢轻说剿办...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由此看来，当时的情形对于慈禧来说已是“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 所以只好“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

慈禧的“迁就”即是导扬保守大臣多年怨气，支持他们的主战政策，待八国联军进城，主战策略失效，事情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她再出来主持全局，其权力的成色损失无多，而战和两派大臣均罹受重创。前任在任军机大臣死难四人（裕禄、啓秀、赵舒翘和徐用仪），载勋、英年赐死，徐桐自缢，毓贤、徐承煜、袁昶、许景澄问斩，而这只是死者名单上的一小部分。

1870年7月13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从埃姆斯（Bad Ems)小城给身在柏林的王国总理俾斯麦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关于国王本人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迪提（Le Comte Benedetti，以下简贝大使）)谈论关于西班牙国王的人选问题。

1868年，西班牙的伊莎贝尓女王（1830-1904）被废黜，西班牙王位一直空缺，1870年6月，西班牙政府提出由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特亲王去做西班牙的国王。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担心这样会使法国同时从东西两面受到威胁，表示强烈反对，西班牙政府和亲王只好屈服。但法国仍不放心，外长格拉蒙（Duke of Gramont）指示贝大使，要求威廉一世本人向法国正式承诺，今后永远不支持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继任西班牙王位。但被国王拒绝，埃姆斯电报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埃姆斯电报和中国晚清史有间接关系。

在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之间传递信息的有艾琳波伯爵（Count Friedrich Albrecht zu Eulenburg， 1815-1881），他于1859-1862年代表普鲁士和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hcer Zollverein)率团前往东亚考察。多位团员日后成为要人，包括两位海军中将、德国建国后的首位驻大清公使巴兰德（Max von Brandt，1835-1920), 最著名的当属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使团结束后，他曾七次来华考察，留下巨著，信息丰富，是研究晚清社会的重要史料，由于涉及多个学科，中文翻译至今仍示能完成，“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也是由他首先提出。1861年5月2日艾琳波一行到达天津 ，清政府派仓场侍郎崇纶和通商大臣崇厚前往天津商谈，9月2日约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页31-32）这是中国和德国（1870年1月18日建立）官方的首次接触，也是双方签订的第一个条约。9月27日，艾琳波到京拜访恭亲王奕訢后离京。

埃姆斯电报中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结尾，国王请俾斯麦自己决定是否将电报内容向报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通报。俾斯麦毫不犹豫地将电报进行了更改，并读给在座的总长毛奇和战争部长卢恩。毛奇说，编辑后的电报更有战斗意味；俾斯麦说，改编的效果对法国来说像是一块在高卢公牛前挥舞的一块红布（Bismarck，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1990,页344）。果然，在俾斯麦版电报发出不到一周的时间，法国对普鲁士宣战（7月19日），不到两个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连同他的十几万大军在色当战役中被俘（9月2日），巴赞将军率领的14万大军在梅茨向普军投降（10月27日）。色当战役后，普军迅速西进，从9月19日开始对巴黎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包围，城内生活困难，食品价格暴涨，有宰杀马匹的，有食狗肉鼠肉的，动物园里动物也遭了殃。

色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国民议会迅速开会，决定废黜皇帝，建立国防政府，时间是1870年9月4日，这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起点，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要共和还是要皇帝的争论至此结束。在国防政府和德军谈判期间，巴黎还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被镇压，至少2万人死亡，事后的处理又用将近十年时间才告平息。1871年5月10日，法德双方签订《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并赔偿德国50亿法郎。法国战败意外地使意大利坐收渔翁之利。1859年，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在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下击败奥地利，逐渐统一了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但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国仍受教皇控制，且有法军驻军保护。法国战败后，驻罗马的法军撤出，国王伊曼努尔的军队攻占罗马，意大利完成统一。

普法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它造成法德两国之间长期、深刻的对立情绪。法国一直想复仇，德国则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威廉二世继位后，采取对外扩张的道路，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极度仇德，一战前和一战后的关键时刻三次担任总理，萨拉热窝事件后，积极主张对德宣战；德国战败后，无力赔款，又派兵占领德国重要的鲁尔工业区，令德国经济雪上加霜（Dr. Hermann Meyer, Weltgechichte，页457)，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兴起的重要社会背景。可以说，法德之间在普法战争结下的恩怨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1951年，法国和西德等国签订煤钢协定，这是今日欧盟的原形，法德言和才成一稳固之局面。

普法战争与晚清史也有关系。

1870年6月21日，天津民众攻击天主教会，烧望海楼天主教堂，打死领事丰大业及传教士、修女多人。曾国藩受命前往天津查办，最终以惩办涉事人员和赔款了事，善后措施包括派人到法国致歉。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崇厚从上海出发，于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2月间）到达法国，在奏折中，他说“正直法布交兵，巴里被围困，是以先赴博尔多城（波尔多）居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九，页3429。案：普军于1月19日已解除了对巴黎围困）。崇厚等到4月初，才在巴黎见到法国总理和外长，因会谈不得要领，崇厚经英前往美国纽约，后应法方邀请，又折返巴黎，于10月5日再与法国外长会谈教务八条，但最终也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崇厚于1873年1月15日乘船回到上海，此次出使用时两年多。

后果如此严重，法方为什么为了区区一封电报迅速发起战争？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话题，主流的观点认为拿破仑三世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连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贝大使也持此论（Benedetti, Ma Mission en Prussie, 1871, 页411），但笔者认为，以外长格拉蒙为首的内阁主战派负有重大责任，特别格拉蒙这个人，整个事件过程中，面对法方的压力，威廉一世表现相当克制又不失礼貌，但格拉蒙认为威廉一世的私下表态还不够，于是多次指示在埃姆斯的贝大使再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在电文中还说贝大使努力得不够，还应再接再厉（David Wetzel, A Duel of Giants, 2001, 页116）；在他的努力下，内阁以八比四的表决结果确认战争的路线，当时的法国总理（Ollivier)为人软弱，拿破仑三世长年受膀胱结石疾病之苦，与大臣开会前需要注射大剂量阵痛剂，也只好听任主战大臣的摆布了。1866年德奥之间有萨多瓦战役，普鲁士败奥地利。此后，俾斯麦一直想扫清影响德国统一的最后一个障碍-法国，他精心谋划的埃姆斯电报事件，就是想把事情搞大，激怒法国，并让法国先行开战，再一举败之，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法国枢机政要竟然中招，成全了俾斯麦。

20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庆祝建国100周年，100年前的这一天，凯末尔（1881-1938）在安卡拉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此前，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废止了奥斯曼苏丹国，统治时间长达600年的奥斯曼帝国成为历史。身在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861-1926）带着10岁的儿子于17日秘密出逃。他们乘坐英军救护车来到海边，登上英国军舰，经马耳他，辗转到达法意交界的意大利小城圣雷莫，老苏丹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年时光，生活清苦，疾病缠身，又担心被新上台的墨索里尼政府加害，常携枪出行。他去世后，因债务未了，意大利政府扣押其棺椁，只是在他的女儿出面还清债务后，才得以取回棺椁，最后，女儿将他的父亲安葬于直线距离2600多公里之外的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泰基耶清真寺。

从十九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加速，先是1804年的塞尔维亚人起义，又有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前后历时11年，1832年正式独立）；1830年，法国又攻入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帝国在北非的疆土也开始缩小。“形势比人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实力走强并逐渐形成奥斯曼帝国无法扭转的趋势所致。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摧枯拉朽”那么简单。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柏林会议、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等一系列严峻考验，到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奥斯曼帝国仍拥有安纳托利亚高原全部、两河流域、东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东部的汉志，圣城耶路撒冷和麦加均在其控制之下。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奥并肩作战，因败，不到三年时间，几乎国将不国，凯末尔出山，局面才得以扭转，由于居功至伟，其被尊称为国父也算实至名归了。

协约国在1915年就开始设想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但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洛桑会议才得以结束，前后用时八年。1915年，可以被视为奥斯曼帝国开始最后走向灭亡的起点。

1915年3、4月间，协约国（Triple Entente, 1907-1917,含英法俄），达成《君士坦丁堡协议》，英法同意俄国控制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东色雷斯、达达尼尔海欧洲沿岸地带，作为为交换，俄罗斯对于战后英法在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两河流域及今土耳其南部沿海地区的势力划分不加阻止。19世纪，秘密外交盛行，此协议并非正式条约，只是以三方多次秘密外交函电和谈判为依据，1916年8月，意大利对德奥宣战后，英法俄向意大利通报了《君士坦丁堡协议》内容，并许诺战后意大利可以得到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沿海地区。而英法借协议东风，已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treement)，在中东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完毕。如两协议得以实行，英法可以控制中东大部、红海波斯湾航道，俄国将控制黑海海峡，占据君城，实现沙皇的千年梦想。可“人算不如天算”，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退出协约国，11月22日，托洛斯基领导的“人民外交委员会”将协议内容在《消息报》上公之于众，《君士坦丁堡协议》胎死腹中，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却在加速。1918年10月30日，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希腊军队登陆帝国本土，奥斯曼军队节节败退，更糟的是战胜国在1920年的圣雷莫会议上（San Remo Conference)，提出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整体方案，即阿拉伯地区在英法之间划分、亚美尼亚独立、连接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峡航行自由、马尔马拉海由希腊控制、库尔德地区由当地居民公投自治、帝国本土所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除中部和北部的黑海沿岸，分别由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分割。这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亡国的协议，遭到以凯末尔为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强烈反对，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独立于首都伊城的“大国民议会”，同时组织部队反抗希腊的侵略。1922年8月26-30日，杜姆鲁皮纳尔决战（Battle of Dumlupınar），希军大败，不到一个月时间，希腊军队全数退出帝国陆地本土。距此决战不到三个月，奥斯曼帝国就寿终正寝了（1922年11月1日）。凯末尔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为他在来年的洛桑会议的谈判中赢得有利地位，大国民议会同意放弃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土，在西部确定了与希腊的国界，但保留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本土和东色雷斯（含君士坦丁堡），黑海海峡非军事化，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订，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诞生。

从领土变更上看，希腊和沙特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最大赢家。希腊的收获主要在爱琴海，拥有其3000多个岛屿中的绝大多数，控制40%以上的水域面积，而沙特利用一战前后的混乱局面，迅速扩张，占领阿拉伯半岛大部，战后不久建国，成为中东地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土耳其共和国国土面积约78万平方公里，人口8600万，1971年8月4日与中国建交。

今人之于历史的一大优势是预知结果，比如“六日战争”，以色列胜，埃及约旦叙利亚败，人尽皆知。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结果，通过分析史料查找原因。对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他们的感受和历史学家的论断可能有所不同。笔者阅读一些“六日战争”亲历者回忆录的相关章节，包括以色列的达扬（Moshe Dayan,1915-1981)、拉宾(Yitzhak Rabin, 1922-1995)、埃班(Abba Eban, 1915-2002)、魏茨曼(Ezer Weizman, 1924-2005)；埃及方面的战争部长福齐(Mohamed Fawzi , 1915–2000) 、约旦国王侯赛因（1935-1999, 他在战后接受采访，由两位记者分别整理、翻译为法文和英文，算做国王的回忆录），达扬的回忆录语言简洁、清晰、精确，他坚信一旦开战，以色列会赢，但附和他观点的仅有军情局长亚里夫（Aharon Yariv)和魏茨曼二人，前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以色列首任总理）认为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会败；而内政部长沙皮拉（Haim Shapira, 1902-1970）反战甚坚，认为开战国必亡。在5月27日晚9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战与不战，发言表示赞成的有9人，不赞成也是9人！总长拉宾倾向打，但顾虑多，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 1895-1969)认为美国态度不明，应慎重，对达扬等人的建议一直持压制态度。达扬于5月23-25号到南部防区视察，感到那里的士气不足，有些军官担心战争的不利后果。由此看来，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除少数几个人之外，决策层对局势走向多有分歧和疑虑。

实际上，“六日战争”开始之前，已经形成了以列色在军事上可以战胜对手的历史条件。埃及在封锁蒂朗海峡后，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发出的警告表现冷淡，一个原因是美国情报部门基于分析认为如果埃及先动手，将会被以色列打败；侯赛因国王也对记者说，战前他就知道埃及这边打不赢，依据是以色列军队的组织、管理和训练质量占优；达扬本人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想法，战争的整体进程与他的设想基本一致。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总长拉宾虽同意先发制人的思路，但认为应先拿下加沙，以换取埃及开放海峡，达扬反对，因为加沙难民众多，不利于军事行动，即使得手，埃及未必愿意妥协。达扬也否决了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攻击的想法，认为那样会引发多国的反对，还是应该先由空军行动，夺取制空权，再派面部队攻入西奈半岛，相机夺取沙姆沙伊赫，控制海峡。达扬有勇有谋有经验，他能否获取重要的指挥岗位就成为关键，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达扬在5月20日通过总理助理里奥尔（Yisrael Lior)要求为军队效力，得到批准后即去南部防区视察，23日早上出发，半路上被艾希科尔叫去开会，艾希科尔告诉达扬，他想建立一个部长级国防委员会，除几位部长外，还包括达扬在内的反对党骨干成员，达扬当即反对，表示不愿只担任咨询的角色，如果有可能，他需要一个“战斗岗位（”a combat task”, Dayan, 页331）。5月25日，在和摩萨德负责人阿米特（Meir Amit，1921-2009）见面时，达扬当场写下字条，请阿米特转交艾希科尔，提出同样要求。当时，已有让达扬出任国防部长的呼声，而国防部长这一职位正由总理亲自兼任，可能出于党派原因（总理和达扬分属不同党派），也可能出于对稳健策略的维护，艾希科尔一直不松口，他属意的人选是劳工部长阿隆（Yigal Allon, 1918-1980)。5月30日，埃及和约旦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紧张气氛升级，下午4点，艾希科尔告诉达扬，想请他担任新设的副总理一职，仍被达扬拒绝，达扬希望指挥南部防区，艾希科尔又请总长拉宾来一起商量。达扬的态度引起拉宾的猜忌，他直接了当地问达扬是否想取代自己担任总长。在当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总理关于国防部长人选的意见占少数，6月1日下午4点，艾希科尔告诉达扬，已建议他任国防部长，晚上，正式电话通知了对达扬的任命。此时，艾希科尔仍不放心，交代前总长雅尔丁（Yigael Yaldin)在6月2日下午和达扬会谈，明确两点，一是未经总理许可，国防部长不得擅自行动，二是除非敌国先炮击以色列城市，国防部长不得下令向敌国开炮（Dayan, 页341)。

达扬出任防长过程曲折，但以色列如要取胜，达扬不在此位，后果实难预料，就在6月2日上午召开的防务会议上，曾为国防部长候选人的阿隆仍坚持以军进攻苏伊士运河和拿下加沙，关键时刻，总理最终还是同意了达扬的以西奈为主攻方向的计划。

美国的意见对以色列的行动有重大影响。以色列军方一些将领导急于行动，但受到美国的压力，内阁在5月23日同意在下一步行动前再等48小时，5月28日夜，内阁会议进行期间，埃班外长直接从机场赶来参会，转达约翰逊总统的意见，说美国仍需要2到3周的时间进行外交斡旋。而美国的真实意图表现在5月27日美国总统给以色列传递的信息之中，即：美国将通过外交手段促使埃及撤销对海峡的封锁；如果以色列自己行动，美国不会协助；如果埃及先动手，美国会介入。按照拉宾的说法，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先发制人开了“黄灯”。

摩萨德在以军获胜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视。艾希科尔总理对摩萨德负责人阿米特甚至为倚重，为摸清美国方意图，除走正常的外交渠道外，艾希科尔还秘密派阿米特前往华府见美方要人，再对比外长和阿米特两人的汇报，以求获得真相；从达扬以书面形式请阿米特向总理汇报这件事上看，阿米特和总理的关系密切，他的的意见对总理有影响力，另外，摩萨德在埃及军方插入间谍，使得以色列在战前即掌握埃及于西奈的军事部署和动向，达扬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有多处记载。

摩萨德是由以色列建国前的民兵组织“哈加纳”下设的情报组演化而来，是以色列三大情报组织之一，于1949年12月成立，在第二任局长哈雷尔 （ Isser Harel，1912-2003）任职期间，摩萨德从规模、组织和专业化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阿米特是摩萨德第三位负责人，他亲自决定录用埃利·科恩(Eli Cohen, 1924-1965)为间谍，设法打入叙利亚政府高层，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包括戈兰高地的军事部署；1966年8月，摩萨德策反了一名伊拉克飞行员，将一架苏制米格21战斗机开到以色列，使以色列可以研究该战机性能和应对方法。

战前，以色列在军事上有赢的把握，关键人物达扬出任防长，艾希科尔总理给予关键支持，美国默许和以色列情报系统提供有效支援，都是以色列获胜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