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1900（续）
清朝道咸同《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是谈论晚清外交的“门票”。清朝灭亡后，《始末》深藏宫中，1930年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再版。《始末》编辑的惯例是后朝修前朝，所以道光《始末》咸丰修，咸丰《始末》同治修，光绪《始末》本应宣统修，但宣统仅持续三年，所以没有官修的光绪朝《始末》，曾在军机处担任章京的王彦威是个有心人，利用工作之余，将经手的奏折、谕旨、函电等重要文件尽量抄录副本，儿子王亮、孙子王敬立接力整理编辑，1932年印行，蒋中正、徐世昌、蔡元培、顾维钧、胡适之、蒋廷黻作序，可见该书的分量。
咸丰帝一死标志着晚清皇权开始衰落，看道咸《始末》，二帝有主见有决断，谕旨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且常有大段朱批，皇帝与大臣之间互动充分；进入同治时期，慈禧太后为实际主政人，谕旨变得简单和“套路化”，对大臣的奏折的批示常以奏折中大臣自己的建议为决策依据；同治初年，李秀成所部攻占苏杭，淮军主剿，军中有英美法军官助阵，李鸿章多次为他们请功，求授总兵衔，次数之多，有滥求之嫌疑，可朝廷无有不准，说明地方官员之锋芒朝廷也要避让三分。朝廷协调地方纠纷的能力也有所下降，最突出的例子是田兴恕案。田是贵州提督，1862年贵州发生青岩教案，田命斩杀传教士，法国驻京公使抗议，朝廷的处理意见长期不得实施，最后将田发配新疆，左季高西征，从兰州上奏折，要求将田留在军中效力，后又请将其释放回籍，田兴怒1873年回到湖南凤凰，此时距青岩教案爆发已逾十年了。
自道光帝以来，外交事务多有败绩，但朝廷对涉事大臣的处罚多为撤职、发配、充军等项，很少加诸刑戮。道光帝较为厚道，林则徐、邓廷桢发配新疆后均获起用，琦善擅予香港于英人，即使查抄家产，锁拿到京，后来也获得重用；咸丰帝年轻，火气大，英法联军到津，谈判不顺，对耆英痛下杀手，开晚清因外交问题刑上重臣之先例。戊戌变法以后，保守派大受刺激，危机感增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逐渐把持军机处，对洋人的态度由过去的廷争面折转变到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阶段，高级官员如何保住身家性命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描述看，1900年御前会议上的那些御史言官是“高危群体”。第一次会议上大理寺少卿张亨嘉说“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是福建人，“语多土音，（语）气急”；侍读学士朱祖谋干脆和太后“顶牛”，说太后你说能压住台，那要依靠谁呢？太后说靠董福祥，朱“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漫说太后，就是常人听闻此言也可能恼羞成怒，果然，”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御前会议上头一个和太后争辩的太常寺卿袁昶在会后继续极谏，终于大祸临头，身首异处。
7月26日，袁昶提交一份措词激烈的奏折（《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四二，页22-25），他首先述说1860年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国家所受之困，继而将责任都推到当朝保守大臣身上，且指名道姓地进行痛批：
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
直隶总督裕禄：迎礼于后；
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
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
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啓秀: 胶执己见，愚而自用；
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 ，工于逢迎；
袁昶于1897年10月2日奉命入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入职时浅，排名靠后，且该衙门权力远不及军机处，袁昶以较低的职位将他的上级和领导都“骂”了个遍，这在道光以来众多外交相关奏折中是绝无仅有的。甚者，袁昶在奏折的结尾要求严惩上述大臣，措词同样激烈，也是招祸的重要原因：“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啓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再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流涕具陈，不胜痛愤。”
笔者多年前即读过这份奏折，重要语句均有划线，还在结尾批注“袁公千古！”可见当时笔者也是赞赏袁的行为的，可物换星移，历事渐多，对此事多了一些思考。
慈禧太后、端王、刚毅等保守派的立场有深长的历史背景，到1900年，列强对清朝欺压已经过了一个甲子，朝廷的政治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教会又不断制造事端，激起贵族和高级官吏的无比愤恨，他们想借义和团的力量一雪前耻，其动机有其合理之处，然袁折并不述及于此，仅攻其协助之愚，显得有些片面。袁折措词也有不少可议之处。批评应有理有据，袁对刚、啓、裕的批评之前均列出具体依据，但批刚毅“顽固性成”，对其他大臣在缺少具体依据的基础上用“素性糊涂、胶执己见、居心狡狯”这样宽泛用语，并不能够增加言词的说服力；“本系甘肃土匪、狼子野心”“比奸阿匪”，称同朝官员为匪且有二心，上级与匪朋比，羞辱之意味很强。又主张对诸大臣用“重典”，就是要太后和皇帝杀了这些人，他们均为当朝重臣，太后亲信，袁昶要求太后将他们都杀掉，这要求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再把自己杀掉，是不是有些过于义气用事了。
耆英不等咸丰帝谕旨擅自离津，他的死在于懦，袁昶理智有亏，激昂文字，他的死在于莽。危难之时，如遇无法扭转之时事，当优先保全自己，待危机解除，仍可以己之才效力于国家和社会，由此，似可更新对袁昶奏折的批注：袁公千古，不没丹青。图存于前，救亡于后，纯心报国，中华永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