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以色列为什么赢？

今人之于历史的一大优势是预知结果，比如“六日战争”，以色列胜，埃及约旦叙利亚败，人尽皆知。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结果，通过分析史料查找原因。对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他们的感受和历史学家的论断可能有所不同。笔者阅读一些“六日战争”亲历者回忆录的相关章节，包括以色列的达扬（Moshe Dayan,1915-1981)、拉宾(Yitzhak Rabin, 1922-1995)、埃班(Abba Eban, 1915-2002)、魏茨曼(Ezer Weizman, 1924-2005)；埃及方面的战争部长福齐(Mohamed Fawzi , 1915–2000) 、约旦国王侯赛因（1935-1999, 他在战后接受采访，由两位记者分别整理、翻译为法文和英文，算做国王的回忆录），达扬的回忆录语言简洁、清晰、精确，他坚信一旦开战，以色列会赢，但附和他观点的仅有军情局长亚里夫（Aharon Yariv)和魏茨曼二人，前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以色列首任总理）认为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会败；而内政部长沙皮拉（Haim Shapira, 1902-1970）反战甚坚，认为开战国必亡。在5月27日晚9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战与不战，发言表示赞成的有9人，不赞成也是9人！总长拉宾倾向打，但顾虑多，总理艾希科尔（Levi Eshkol, 1895-1969)认为美国态度不明，应慎重，对达扬等人的建议一直持压制态度。达扬于5月23-25号到南部防区视察，感到那里的士气不足，有些军官担心战争的不利后果。由此看来，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除少数几个人之外，决策层对局势走向多有分歧和疑虑。

实际上，“六日战争”开始之前，已经形成了以列色在军事上可以战胜对手的历史条件。埃及在封锁蒂朗海峡后，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发出的警告表现冷淡，一个原因是美国情报部门基于分析认为如果埃及先动手，将会被以色列打败；侯赛因国王也对记者说，战前他就知道埃及这边打不赢，依据是以色列军队的组织、管理和训练质量占优；达扬本人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和想法，战争的整体进程与他的设想基本一致。也有人持怀疑态度，总长拉宾虽同意先发制人的思路，但认为应先拿下加沙，以换取埃及开放海峡，达扬反对，因为加沙难民众多，不利于军事行动，即使得手，埃及未必愿意妥协。达扬也否决了向苏伊士运河方向攻击的想法，认为那样会引发多国的反对，还是应该先由空军行动，夺取制空权，再派面部队攻入西奈半岛，相机夺取沙姆沙伊赫，控制海峡。达扬有勇有谋有经验，他能否获取重要的指挥岗位就成为关键，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达扬在5月20日通过总理助理里奥尔（Yisrael Lior)要求为军队效力，得到批准后即去南部防区视察，23日早上出发，半路上被艾希科尔叫去开会，艾希科尔告诉达扬，他想建立一个部长级国防委员会，除几位部长外，还包括达扬在内的反对党骨干成员，达扬当即反对，表示不愿只担任咨询的角色，如果有可能，他需要一个“战斗岗位（”a combat task”, Dayan, 页331）。5月25日，在和摩萨德负责人阿米特（Meir Amit，1921-2009）见面时，达扬当场写下字条，请阿米特转交艾希科尔，提出同样要求。当时，已有让达扬出任国防部长的呼声，而国防部长这一职位正由总理亲自兼任，可能出于党派原因（总理和达扬分属不同党派），也可能出于对稳健策略的维护，艾希科尔一直不松口，他属意的人选是劳工部长阿隆（Yigal Allon, 1918-1980)。5月30日，埃及和约旦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紧张气氛升级，下午4点，艾希科尔告诉达扬，想请他担任新设的副总理一职，仍被达扬拒绝，达扬希望指挥南部防区，艾希科尔又请总长拉宾来一起商量。达扬的态度引起拉宾的猜忌，他直接了当地问达扬是否想取代自己担任总长。在当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总理关于国防部长人选的意见占少数，6月1日下午4点，艾希科尔告诉达扬，已建议他任国防部长，晚上，正式电话通知了对达扬的任命。此时，艾希科尔仍不放心，交代前总长雅尔丁（Yigael Yaldin)在6月2日下午和达扬会谈，明确两点，一是未经总理许可，国防部长不得擅自行动，二是除非敌国先炮击以色列城市，国防部长不得下令向敌国开炮（Dayan, 页341)。

达扬出任防长过程曲折，但以色列如要取胜，达扬不在此位，后果实难预料，就在6月2日上午召开的防务会议上，曾为国防部长候选人的阿隆仍坚持以军进攻苏伊士运河和拿下加沙，关键时刻，总理最终还是同意了达扬的以西奈为主攻方向的计划。

美国的意见对以色列的行动有重大影响。以色列军方一些将领导急于行动，但受到美国的压力，内阁在5月23日同意在下一步行动前再等48小时，5月28日夜，内阁会议进行期间，埃班外长直接从机场赶来参会，转达约翰逊总统的意见，说美国仍需要2到3周的时间进行外交斡旋。而美国的真实意图表现在5月27日美国总统给以色列传递的信息之中，即：美国将通过外交手段促使埃及撤销对海峡的封锁；如果以色列自己行动，美国不会协助；如果埃及先动手，美国会介入。按照拉宾的说法，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先发制人开了“黄灯”。

摩萨德在以军获胜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视。艾希科尔总理对摩萨德负责人阿米特甚至为倚重，为摸清美国方意图，除走正常的外交渠道外，艾希科尔还秘密派阿米特前往华府见美方要人，再对比外长和阿米特两人的汇报，以求获得真相；从达扬以书面形式请阿米特向总理汇报这件事上看，阿米特和总理的关系密切，他的的意见对总理有影响力，另外，摩萨德在埃及军方插入间谍，使得以色列在战前即掌握埃及于西奈的军事部署和动向，达扬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有多处记载。

摩萨德是由以色列建国前的民兵组织“哈加纳”下设的情报组演化而来，是以色列三大情报组织之一，于1949年12月成立，在第二任局长哈雷尔 （ Isser Harel，1912-2003）任职期间，摩萨德从规模、组织和专业化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阿米特是摩萨德第三位负责人，他亲自决定录用埃利·科恩(Eli Cohen, 1924-1965)为间谍，设法打入叙利亚政府高层，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包括戈兰高地的军事部署；1966年8月，摩萨德策反了一名伊拉克飞行员，将一架苏制米格21战斗机开到以色列，使以色列可以研究该战机性能和应对方法。

战前，以色列在军事上有赢的把握，关键人物达扬出任防长，艾希科尔总理给予关键支持，美国默许和以色列情报系统提供有效支援，都是以色列获胜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