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视家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君子成事，必先理家。《颜氏家训》《孔子家语》《朱子家训》，条条规规列明白；《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梁启超家书》，治家模范摆出来。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关于中国古代家庭内部实际生活情形的专著极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家庭史》（五册）做出有益尝试，但出书已是2007年了。有学者对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要素展开专项研究，比如《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黄家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商务印书馆，1928）。可即便是这样的专著也是不多见的，针对“原生家庭”这样的特殊现象进行研究就更少学术研究了。

“原生家庭”这个词汇流行起来不知起于何时。 情感博主接听粉丝连麦，常常听到该粉丝以“我来自原生家庭”开头。听到的样本不多，原生家庭似乎多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及其对子女成长的影响。
矛盾形成于子女青少年时期，表现形式不一，比如父母重男轻女，女孩子常常感到被遗弃；比如父母一方强势，子女长大后的性格或者懦弱或者叛逆；比如对子女的身体上的伤害，给子女的心理留下创伤。
原生家庭的内涵多为负面，但社会开始提及或讨论这一主题却是好事，因为它所涉及的家庭矛盾及其影响一直存在却又不提，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形成机制和危害，现在开始谈论，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此过程总会触及一些已为人父为人母的受众，引发他们的思考，引导他们逐渐改善，从而令他们的女子受益。

如果从强势父母对子女性格造成不利影响这个角度看，我也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代年，父亲退伍，成婚，再和其他战友一道，乘火车前往新疆”支边“，先做矿工再做建筑工，都是苦活儿，妈妈或者去副业队种菜，或者在家带孩子，吃穿住都不行，生活算是艰苦的。父亲强势，母亲弱势，这是相对于家庭关系而言；父亲坚强，母亲温和，这是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父亲做矿工，又累又危险。矿井离家不远，有一次，妈妈做好面条装在小锅里，让我给送去。到了煤矿，正好碰上工人下工时间，矿工们坐着小翻斗车，沿着直通井下的滑轨缓缓驶上地面，他们穿着一致，矿工服，头带安全帽，帽子上还装有一个照明灯，我在矿工中穿梭找寻，忽然有一直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一转头，看到是爸爸，脸上黑黢黢的，一笑，露出白白牙齿，后面的事就想不起来了，但那笑容倒是现在还记得，有些甜；妈妈曾在副业队工作，很少看到她和别的大人吵架，搬过几次家，她和邻居的关系总是和睦的，很少闹别扭。

这是门外的情形。

可关起门来的记忆就有一些苦涩了。父亲很少喝酒，抽烟也不多，但脾气暴躁，情绪不太稳定，有点喜怒无常。心烦时遇到我们哥仨调皮就会动手，哥哥被打最多，我次之，到了老三，父亲也打不动了。如何避免挨打是我小时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用脑很多，主要手段是嫁祸于兄和撒谎过关，成功的次数不少，但也有不灵的时候。有一次，他把半截抽剩的烟头儿放在收音机旁边，我手欠，趁他不在，拿过来掰开，把烟丝放在嘴里咀嚼，味道不错啊！父亲回来，不见烟头，顿时火冒三丈，问是不是我拿了，我当然不承认，说是哥哥干的，但父亲仍然认为是我做的，见我不说实话，拿来菜刀，用刀背放在我的耳垂后，大声说，再不说实话，小心你的耳朵，边说边在我的耳垂上划，我哪见过这阵势，立马投降，和盘托出，最终以领受一顿胖揍而结束。

还是妈妈好啊，当时我就这样想。有一个景象现在还记得，每次发工次，妈妈特别重视，先是关好门，再把窗帘拉上，防止外边的人看到（其实哪有人看呢）。然后把工资拿出来数，工资最高面额是十元，以五元为主，再搭上1元和毛票若干。她边数边轻声地说出来，一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这样的场合我总是她身边的，那时我已知道钱可以用来买糖了，所以趁她数钱的时候，常常小声请求：给我几块吧。还不错，妈妈数着数着，便扔给我五块“巨款”！

常见父亲和外面的人有说有笑，奇怪的是一回到家，表情如泥塑般严肃，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看到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便不敢靠近，要他陪伴是没有的，和他开玩笑更是不敢。我和哥哥学习不错，他也很少鼓励和表扬，但是学习不好或做错什么事，严厉指责甚至挨打倒是常有的事。妈妈温和但软弱，明知父亲说的不对，做的不妥，要么不制止，要么制止无效，听之任之。

现在想起来，物质匮乏，缺吃少穿在少年时期的负面记忆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主要的还是父亲在家的言行给自己造成一种认知：哦，原来这个世界充满危险，我要尽全力规避危险，“避免挨打”。有贵人相助，他不怀好意吧；有姑娘表露真情，她怎么可能喜欢我？有朋友热情相邀，啥意思？想占我便宜是吧？怀疑占据了大半个心房，倒是帮助自己渡过了许多危险，可也错过了多少友善、温情和机遇啊。

少年同学，家境类似的颇多。多年以后，一位同学回忆，他的爸妈连打带吵，妈妈抱着这位同学边哭边数落，爸爸急了，大声说：和平渠（乌鲁木齐一条渠）没有盖子，你咋不去死！其言何其毒也，但奇怪的是，我的这位同学的性格基本没有受到他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同出一系，为人迥异；何以至此，苦思无解，但总是要为同学庆幸。

再往远的说，身在北京的马未都王朔同出军人之家，有大院子弟之称谓，马在电视节目上说大院里打骂子女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还绘声绘色地讲述细节，马是否受影响不晓，但王与母亲不睦倒是广为人知，早年，二人为此同上央视对谈即为力证之一。特定的年代和家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特定矛盾似乎是跨地域跨阶层的。这样看来，我并不孤单。

主席有诗：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父亲不是军阀，也没有能力“撒向人间”，但给我留下些“怨”和恨倒是实情，多年以后，见到当年长辈，说你别再怨你爸了，他也不容易，当年啊......从理智上说，长辈说得确实在理，可从情感上又难以过得去。年久日深，“基本”释怀的一刻终于到来，可老人家已长眠于博格达峰之下了。
抚今追昔，诸多负面情绪中，怨恨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本来过得好好，恨意常涌起，怨情止不息，二者交织，打断正常思绪，阻碍与外界的交往，无暇顾及那些对于学习家庭和事业更为重要事情，珍贵的机遇一次次地溜走了，长此以往，对个人的健康也是不利。电影《基督山伯爵》（1958年版，上译）对我的影响大，虽然把原著改得稀里哗啦，但剧情仍然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台词时时透着人生的智慧，对孙道临的配音也很熟悉，甚至可以大段背诵和演绎 。埃得蒙历尽艰辛，打掉所有那些陷自己于囹圄的仇人，面对当年恋人的苦苦哀求，仍然挂帆远行。仇人都死了，可他心中的恨真的也消失了吗？他的怨也无影无踪了吗？他真的就快乐了吗？根据笔者自己的体会，来自家庭的怨恨像种子，一旦种入心田，便很难消失，可以控制它的生长速度，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它，甚至可以试着铲除它，可它总在那里，所以我在上面的释怀前加了基本二字，还打上了引号，言释怀程度之不确定。我能做的只是转变一下思路，变换一个角度，把怨恨变淡变小罢了，也许在这人世间，真有那大度之人，有源自家庭的怨恨，一旦成人，离家，工作，进入社会，便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对自己的人生一点也没有影响，对这样的人，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行文至此，刚过正午，当然要放下怨恨，追思逝去的双亲，怀想他们的恩惠，默祝他们在天堂永生。

某年得闲，携子远游，一路北上，先入三湘。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青少年时期少不了阅读领袖伟业和先烈壮行的，而英雄之气，湖南尤盛。上得井岗，过茅坪茨坪八角楼，又专程到黄竹岭探访贺子珍故居。山路崎岖，贺宅还在山路之下的山坳里，交通极不方便，可见其少年时期生活环境之闭塞；下得井岗，又到宁乡少奇同志故居、乌石镇彭总墓，体会主席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份量。

后又得闲，与妻远游。一路北上，转去江西。到赣州、瑞金、兴国等地参观，在瑞金主席的故居小坐，看着窗外，遥想主席当年；又专程去高兴圩看了邱会作墓，子女孝顺，墓地上搭盖玻璃顶棚。

也多次阅读《徐向前元帅回忆录》，有感于其经历之悲壮，有空也尝试到访他生活和战斗的地方，西路军流血的河西走廊，大学时乘火车多次经过；两次入晋，饮汾河的水，观五台的山，只有万源和漫川关战场尚未到达，只能看以后的机缘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兴起源来有自，它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继续，是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劣政斗争的延续，摈弃改良，采取激进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中国人民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从社会变革意义上讲，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清政府强力镇压，但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辛亥革命意外成功，孙中山南京就职，因过于退让，果子由袁氏摘得，如袁不速死，以北洋军之实力及欧美力助，继续革命成功与否实难预料。袁死悍将立，英杰如蒋中正亦不能尽服之，只有主席出山，剪除枭雄，大政归一，才了国家百年之困局。

纵观史绩，社会上若发生一种变革，总是先由数人发起，奔走呼号，扩大影响，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响应，再配以特别的形势而曲折发展，或成或败，多赖天地人三者之间复杂之因果互动。当初发起的关键人物的背景、行状、思想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均应纳入史家严肃之考察范围，康梁是维新运动的要角，当然是此类研究的核心。康氏长于经，梁氏精于史。笔者无才论经，有力论史，又颇留意与任公相关论述，于是本篇舍康言梁，算是对往年的相关阅读做一小结。

笔者搜集了梁任公相关传记数种如下：

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华夏出版社，2018。
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齐全：《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解玺璋：《梁启超传》（上、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5。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李国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吴其昌：《梁启超传》，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著述辛苦，又获出版，实属不易。但各传记存在几个共同的问题（解著除外）。从总体结构上，均以编年为体，以梁的生活阅历为主线，夹叙夹议。梁的思想和阅历极其复杂，将二者同述，将对作者之能力构成大考验。从便利性上讲，似应将他的言和他的行分述之，可令读者得传主更为真切的印象；又，各传行文间，要么是引文过多，要么是长篇演绎，阅读起来相当累人，却久久不得作者所言主旨；书后又大都不列书目索引，不知作者所论之源泉，有亏于著作的学术权威性。

1929年1月19日，梁任公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他生前洋洋洒洒，行文千万言，其好友林治钧（前北大教授林庚之父）将其文字编排成集，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凡40册，149卷，1400万字，1941年重印一次。1989年3月，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后出版新版《饮冰室合集》，体量缩为12册，直到2011年，已重印6次，可见市场之持续需求，笔者所购即2011年版。汤志钧父子接力三十多年，致力于编辑《梁启超全集》，终于在2018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集》二十巨册，增加不少新发现的资料，书后有索引，便于翻检，还对旧版《合集》勘误，质量已超《合集》了。汤先生于2023年12月23以百岁高龄离世，《新京报书评周刊》发有悼念文章， 从中可见《全集》成书的曲折历程。

梁任公文笔优美，笔者爱之。笔者受白话文教育，对文言文曾畏之如虎。《古文观止》早已买得，但读起放下，读了再忘，常常是意兴阑珊。但读过《变法通议》后，引发了读文言文的兴趣。《变法通议》作于变法前后，是梁的成名作，文妙之处在于将严肃的论点与文言文韵律相结合，读之，享受文字之美，又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论证，读后意犹未尽，再读之，再体会，如此反复，作者之才华和观点即常驻于心。

梁任公写史宏阔精深，笔者慕之。历史学是梁学术的根基，他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阅读极其广泛和深厚，可贵的是他的眼光独到，常常能从史籍中发前人未覆。于笔者大有启发之部分内容包括：金石史料之运用、以佛经文体辨别伪书、玄奘出发时间（考证方法）、历代民德升降、 淝水之战图说、汉击匈奴引发欧洲民族大迁徙、《袁崇焕传》、《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之大事记”）、关于先秦诸子之论述、《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学与做人》（1922年在苏州的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笔者特别看重他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于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时的讲演，同周传儒、姚名达和吴其昌记录。中国史籍浩繁，作伪历史也长，贻害后学匪浅，清代一些学者如崔述、姚际恒等着力专门的研究，梁结合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读之相当有趣，也帮助笔者建立谨慎阅史之习惯。

变法失败，梁氏东渡，奔波域外凡十四年，为传播主张，更为谋生计，忙于办报笔战，少有时间专注于学术本身，1919年自巴黎回国后直到去世这十年间，才稍稍固定心思于专门之著述，其学术之力作多成于这个时期，他在南开和清华的讲义被整理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种，优缺点都很明显，优于系统性阐述历史科学，这是过去传统史学中少有的；缺点上，因根据口语成书，不像正式写作那样严谨，杂乱跳跃的行文仍有碍于对主旨的理解；《清代学术概论》是为蒋方震（即蒋百里，蒋英之父、钱学森岳父）《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做的序言，属学术史范畴，最见梁氏读书功力。如黄梨洲之《明儒学案》、江子屏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凡注学术史，必具读书多、见识著、擅总结之三项本领，笔者于清代学术本不甚至了了，看到考据著作总是昏昏欲睡，但读完梁著，竟对此生出些许兴趣，至少可以告别过去之观点，不敢妄以乾嘉诸儒为愚了。

梁任公履历极其复杂，且与中国近代历史关系密切，这方面的研究份量不应低于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梁的重要经历大体可分为变法、在日和倒袁三项。变法和倒袁国内著述不少，但关于倒袁，侧重蔡锷（松坡）之贡献，于梁着墨稍弱。须知蔡本人之思想实受梁任公之影响，1897年，梁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第一期学员招收40人，其中就有浏阳唐才常和邵阳蔡锷。唐才常自立军于1900年夏起事失败被杀，蔡松坡在变法失败后辗转前往日本与老师重聚，又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幸免于难，遂转回日本，入成城和士官学校，学成回国，入军界，逐渐升迁，官至云南军都督。

袁氏称帝前夕，梁氏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反对，蔡在离京南下之前到天津与梁商议细节（谢本书：《蔡锷大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页180。）。袁称帝后，梁任公亲自南下两广，与李根源等人筹划反袁；1915年12月25日，蔡松坡起兵讨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梦断帝制。梁蔡重度参与的反袁斗争对我国有绝大历史意义，败，中国将重回万古长夜，成，中国还有革新富强之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两位曾直接参与护国战争，为保卫共和做出贡献。朱德当时是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上，人民出版社，2006，页28），刘伯承属四川熊克武部，丰都之战，身负重伤，右眼失明（《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出社，2015，第二章第三-五节）。

梁氏在日生活多年，这也是清亡前的关键时期，梁以办报写文章为主业，又与在日的各路势力特别是孙中山等有频繁的交往。只是手头各传记在写到这一部分时，多侧重于他与各方的论战，其实可以独辟蹊径，专章讲述他在论战之外与各方交往之实况，揭示历史细节，更有助于了解论战本身。

梁任公的影响还可以从其家传、学生和师友三个层面来考察。家传者，言其对家人的正面影响，梁本人的学养，其子女家人受惠最深：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等均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梁任公桃李满天下，除蔡松坡外，还有蒋百里（军事理论家）、范源濂（教育家）、杨树达（时务学堂学员，语言文字学家）、周传儒（历史学家）、谢国桢（梁氏任教于清华国学院时学生，历史学家，尤精于晚明史）等。

师者，最著名当属康有为，二人在万木草堂相识（原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二人亦师亦友，相得益彰，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康晚景凄凉，梁出面相助，“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页1124）。

梁氏好友中，有林长民（1876-1925）者，福建闽县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之堂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原名徽音）之父，民国初期政治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1925年，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倒张，邀林去东北协助，林不听梁之劝阻，不告而行，12月24日在辽宁新民为流弹击中身亡，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尚在美国宾大求学，梁启超给梁思成修书一封，“今天报纸上传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要十二分镇定着，看这封信和报纸......林叔叔这一年来的行动，实亦有些反常，向来很信我的话，不知何故，一年来我屡次忠告，他都不采纳......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她）......但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他（她）：我和林叔叔的关系，他(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他（她）要鼓起勇气，发挥他（她）的天才，完成他（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同上，页1068。）

戊戌变法，康梁一体。二人在广东均有故居，康的故居在广东省佛山市丹灶镇苏村，笔者到访，满眼萧条；梁的故居在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笔者亦驱车前往，发现故居距南宋崖山海战遗址不远，史载：陆秀夫“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到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宋史纪事本末》卷一0八）。王朝虽有覆亡，而后起者总有之，士君子救亡之传统亦如是。鸦片战争，白门之约，国势日下，文士计穷。梁任公以一介书生，奋起呼号，绝望中求出路，运妙笔引同道，终是为国家的未来开辟了新的思路。久立于故居门外，思至于此，百感交集，又无人对言，唯以鲜花一束置于门外石桌之上，略表追思先贤之意了。

学而时习之；巧言令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温故知新；既往不咎；文质彬彬；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后生可畏；克己复礼；（君子）成人之美；（不）怨天，（不）尤人；（有）杀身（以）成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当仁，不让（于师）；道听（而）途说；色厉（而）内荏；学而优则仕......

早年读《论语》，摘出36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语句，当年的笔记早已不存，查对原文，随看随摘，录得常用语句24个，一本小册子，历时2000多年，部分语句代代相传，至今不息，实属罕见的。

《论语》归于四书，《春秋》位列五经，前者是夫子言论集，后者为夫子所编，不管四书还是五经，总有孔子的位置，可见他老人家的影响之深。但五经地位实高于四书，四书乃朱熹专利，南宋以前之读书人只知五经不知四书。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是也，文学政论伦理哲学历史，门类分明，内容宏博；四书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也。大学中庸取自五经中礼记，孟子仅先秦诸子之一说，加上《论语》，均归于伦理之一途，气量已在五经之下了。西汉又设五经博士，此殊荣《论语》未曾与焉。

《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由于年代久远，语义嬗变，非注解不可读。东汉郑玄曾注《论语》，但注文已佚，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代韩愈宋代苏辙也曾注《论语》，影响较大的还是曹魏时期的何晏之《论语集解》，朱熹注《论语》即大量参考何书。清朝嘉道间有刘宝楠者，著《论语正义》，征引丰富，算是一部总结前人《论语》注解合集了。

《论语》的文字并不古奥难懂，行文是简洁的，对应的外语译文也应该是简洁的。理雅各和卫礼贤在这方向做得较好。理雅各（James Legg, 1815-1897)，伦敦宣道会传教士，汉学家，1843年来华，曾翻译四书、《诗》《书》和《春秋》等中国经典，在华凡三十年。翻译态度严谨，1893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古典》（Chinese Classics)中，将《论语》刻本原文置于上半页，下半页是译文，以便于读者查核。晚清思想家王韬和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均曾协助过他的翻译工作，英文译文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不难懂，与《论语》文风对应。

德国大儒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1899年来华，对中国的道教有深入的研究。他翻译的《论语》于1921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封面三联，右书“青岛尉礼贤译解”，中为篆书论语，左为“德国德得利咸版”（出版社德文名：Eugen Dietrichs Verlag), 顶书“癸丑再版”，版式颇有中华古风。每页正文一分为二，左侧为译文，右侧是作者自己的解释，页底还有脚注，像是西人在模仿中国古人为《论语》作注，可见作者立意之高远。

《论语》的一大问题是概念不清，何为仁，何为义？读过注解亦不甚了了。而这是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译本的长处。韦利是英国东方学家，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化，中文方面，曾翻译《西游记》、《道德经》、《诗经》和《九歌》，日文方面，曾翻译《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在翻译《论语》正文之前，作者先将孔子思想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加以解释和说明，其中包括道、德、士、君子、孝、文、天、信、思等，以便读者更好理解原文。

具体原文的翻译，各外文译本颇有出入，有的与笔者理解的不同，但更多的是忠实原文的佳译。除上述的理、卫、韦三人外，笔者再加入晚清名儒辜鸿铭、前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教授、法籍华裔程艾兰教授（Anne Cheng）、前澳洲国立大学教授李克曼（Pierre Ryckmans，1935年-2014年）译本，就几处原文翻译稍加对比如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理：When I walk along with two others, they may serve as my teachers. (三人中也包括孔子吗？存疑）

辜：When three men walk together, one of them can always learn something from other two. (泛指三人而行，似为原文之意）

程：Quand on se proméne ne serait-ce qu’à trois, chacun est certain de trouver en l’autre un maître. (意思和辜译近，似比理译更确）

李：Prenez trois hommes au hasard des rues, ils auront nécessairement quelque chose à m’enseigner. (三人行于道，他们身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到我的。）

辜鸿铭和李克曼的译文可能要好一些吧。

学而时习之
程：Étudier une règle de vie pour l’appliquer au bon moment. (学习一条人生规则，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它。-原文非常含糊，而译文过于具体？）

卫：Lernen und fortwährend üben. （几乎逐字对译）卫译为佳？

有教无类
理: In teaching there should be no distinction of classes.

卫：Beim Lehren gibt es keine Standenuntersheide. (教育不该考虑阶级差异。）

程：Mon enseignement est destiné à tous; sans distinctions. （我的教育面向所有人，没有区分。）

刘： In instruction there is no separation into categories.
理、卫、程译都不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理：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

卫：Was du selbst nicht wüschest, tu nicht an andern. (卫译中的“你”特意用了德文第二人称口语形式，而《论语》的文体以口语为主，中德对照，算是文体相当，卫公有心）

辜： What you do not wish others to do upon you, do not upon them.

刘： Do no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yourself do not desire.
都不错，但刘译结构紧凑用词精准不生僻，似为最佳？

古典翻译是难事。与五经相比，《论语》算是相对容易翻译的，即便如此，个别语汇和句子不仅需要反复推敲，还要查对注文，明确原文实在意思才能下笔，而不少语汇在外文当中根本没有对应的翻译，只能意译。除刘、辜、和程以外，西人译者不辞辛劳，通过翻译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值得肯定，不能冒以孰强孰弱而简论之。

作为一个国家，荷兰被称为荷兰王国（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由欧洲本土的荷兰和保留的海外殖民地组成，它有时也被称为Holland, 指荷兰西部的地区（分南北Holland)，还有一个词汇Dutch，可以指荷兰人荷兰语，作形容词也行，该词与德语中Deutsch（德意志）同源，说明在历史上，荷德同属日耳曼族且关系密切。

经过所谓“八十年战争”（1568-1648），荷兰脱离西班牙，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1581年（明万历九年），荷兰西部地区宣布不再效忠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是是荷兰开始独立的起点，荷兰人也开始出海探险，收获颇丰。先是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建立贸易栈点， 1596年，荷兰商船到达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1598年7月， 奥利维尔·范·诺特（ Olivier van Noort ）带船四艘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沿着大致同麦哲伦同样的路线去寻找中国和印度，历时三年，于1601年8月回到荷兰，完成荷兰人的首次环球航行。
荷兰人先于英国人登陆北美，纽约的哈德逊河虽以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命名，但他当时受雇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做此探险，而纽约的前身是荷兰人的殖民点“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荷兰人其它的航海发现还包括1606年威廉·扬茨（Willem Janszoon）首次登陆澳大利亚，1642年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发现今属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该岛即来自他的姓）， 新西兰、汤加和斐济也是由他首次发现。

北极地区还有一个巴伦支海，是以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命名，为探索从欧洲到亚洲的东北航线，他的舰队于1594年夏首次到达那一片海域。
大体上，荷兰与英国一道，从明朝万历年开始向海外探索和扩张，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在美洲和亚洲的贸易霸主地位。1600年12月31日和1602年3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注入许多创新内容：过去的航海主要由皇室资助，而且是临时性的，收获大则继续资助，收获小或没有收获，则资助小或不资助，相比之下，二公司实行股份制，从社会上融资，股东和公司之间共同承担风险和分享收益；同时，政府颁发的特许状赋予二公司诸多特权，包括垄断贸易、宣战媾和、构筑要塞和建立殖民点等。
英荷几乎同时起步，但在亚洲方向，荷兰明显走在前面。

葡萄牙在亚洲主要有三大据点：印度果阿（Goa）、马六甲（Malacca)和澳门，1510年12月10日，占果阿，1511年8月占马六甲，1557年，以租借的形式开始在澳门设立居住点。三地之中，于贸易而言，马六甲最为重要，控制马六甲，就可以垄断东（南）亚和欧洲之间的香料贸易。在攻占马六甲之前，荷兰人先是在西爪哇的万丹建立据点（1603），控制雅加达并将其定为远东殖民事业的总部（1619年），1641年1月，经过数月激烈战斗，荷兰人与当地人联合，驱逐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标志着荷兰开始垄断香料贸易。
此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的南部的东西两侧沿海地区建立商馆，1658年，又占领锡兰（今斯里兰卡），赶走葡萄牙人，1652年，在非洲最南端建立开普敦（Cape Town)，扣住非亚海路关键节点，稳固贸易垄断地位。

荷兰人还把触角伸向中国和日本，1624年，荷兰人到台湾，经营近四十年，被郑成功击退而败走；1655年（顺治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使团到达北京，受到顺治帝接见，使团成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仪，仅获得“八年一贡”的待遇；荷兰人在日本的运气不错，当时正值德川幕府（1603-1868）统治初期，得到允许，荷兰人先是在长崎附近的平户岛建立商馆，可后来幕府仇教，先后逼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仅允许荷兰人留下，于是对日贸易由荷兰人垄断，持续200多年。

从16世纪末荷兰人到爪哇，一直到1949年印尼独立，荷兰人在印尼经营长达300多年，1902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es) 地图显示其所辖包括苏门答腊群岛、爪哇岛及附属岛屿、苏拉威西群岛、马鲁古群岛、新几内亚岛的西半部、加里曼丹岛（北婆罗洲除外），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领土相当。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军攻占荷兰（1795），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作为荷兰殖民地的荷属东印度也转入法国手中，但时间不长，拿破仑失败后，英国将荷属东印度交还给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印尼三年，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荷兰反对。经过四年的武装斗争，荷兰于1949年12月27日最终承认印尼独立，彻底结束了在当地的殖民统治。

1405年（明朝永乐三年），郑和首次下西洋
1430年（宣德五年)第七次下西洋
1433年（宣德八年）船队回国
1419年，葡萄牙人开始探索非洲西海岸。

如此看来，郑和远航早于欧洲，且远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实在是世界航海史上一件大事。

《明史》卷三0四有郑和传，记载他到过的国名有37个：

中南半岛（3个）：
1占城、2真腊（柬埔寨）、3暹罗（泰国）

马来半岛（3个）：
4满剌加（马六甲)、5彭亨（槟城）、6急兰丹

加里曼丹岛（1个）：
7渤泥

爪哇岛（1个）：
8爪哇

苏门答腊岛（7个)：
9南巫里、10旧港（巨港）、11苏门答腊、12阿鲁、13喃渤利、14黎伐、15那孤儿、

印度半岛、印度洋（12个）：
16榜葛剌（孟加拉）、17古里（卡里库特，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到达）、18柯枝（柯钦）、19西洋琐里、20大葛兰、21小葛兰、22琐里、23溜山（马尔代夫)、24加异勒、25阿拔把丹、26甘巴里、27锡兰山（斯里兰卡）

阿拉伯半岛、东非（10个）：
28沙里湾泥、29比剌、30剌撒、31祖法尔、32忽鲁谟斯（霍尔木兹）、33天方（麦加）、34孙剌
35木骨都束（摩加迪沙）、36麻林、37竹步

郑和下西洋，随行的有三人留下记载：绍兴人马欢《瀛涯胜览》、昆山人费信《星槎胜览》和南京人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记20国，费信记22国，巩珍记20国。

据冯承钧先生《瀛涯胜览考证》所言，《明史》所记37国中，南巫里和喃渤利、大小葛兰、西洋琐里和琐里均属同一国，这样，37国应为34国，但阿丹（亚丁）一国，马欢巩珍记之，《明史》漏记； 费信记有卜拉哇（索马里马拉韦港）《明史》也漏记，这样总数又到36。

冯先生认为这36国中又有几个国家郑和可能未至，所以他的结论是“郑和等所历之国有迹可寻者仅二十余国”，即便如此，丝毫无损郑和远航的宝贵价值。

马欢所著价值甚高，仅举二例：
·数字精确到个位，在传统史书中少见：
第四次出海，用船63艘，27670人，主要是军人，26802人；随行的还有医生、阴阳先生、翻译等。

·对伊斯兰教的扩张有直接观察：

 爪哇国：“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一等唐人......多有皈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
 满剌加（马六甲)：“国王、国人皆依回回教门”
 印度卡里库特：国王虽信佛教，但“王有大头目俱是回回人。国人皆奉回回教门，礼拜寺有二、三十处”。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明史》言之有二：
·寻找建文帝（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
·展示国威（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郑和下西洋每次用时2到3年，加上间隔，前后持续约28年，建文帝始终没有找到，但这么多人多次远航，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在造船技术、航海知识、船队管理等多个方面表现优异；远航加深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为此必备的勇敢、恒心，毅力等诸多美德，自是此项伟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郑和以及他的全体船员们值得我们长久纪念。